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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陵，中国历代帝陵中最特殊的一个，是唯一埋葬着不同国号的两个皇帝——唐高宗与武则天的陵墓。

今年6月下旬，一次探讨武则天的功过和历史评价的学术座谈会上，有学者谈到了“主

动发掘乾陵”，之后被媒体片面放大，再次引发了一波是否发掘乾陵的争议。

□《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 袁婷

一次学术研讨会引发的争论

从6月底开始，白如冰办公桌上的电话就一直响个不停。

打电话的多是媒体记者，问的都是同一个问题：乾陵地宫是不是准备发掘？

白如冰在陕西省乾陵博物馆负责宣传工作，两个月的时间，不停地接受采访，一遍遍地回答同一个问题，令他颇有些无奈。

最开始，他感到迷惑：争论了几十年、几近平静的话题怎么突然间又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上网一查，他恍然大悟，这次争论竟起因于两个月前他自己也参加的那场研讨会。

6月25日，在武则天入葬乾陵130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乾陵博物馆和中国武则天研究会在西安唐城宾馆召开了“纪念武则天入葬乾陵1300周年学术座谈会”。研讨会的主题是探讨武则天的功过和历史评价，最终目的是宣传乾陵。

会上，乾陵研究专家石兴邦先生再次提出“主动发掘乾陵地宫”的观点，与会学者叙述了各自的看法，支持方和反对方的理由基本还是老生常谈。会上双方的争论并不激烈，研讨会进行了一天，这个话题谈论的时间占不到会议的四分之一。

然而在媒体随后的报道中，白如冰发现，这个问题显然过度被渲染了。有的媒体甚至报道说此次研讨会的主要内容是讨论“是否发掘乾陵地宫”，网络上的关注更铺天盖地般袭来。为了澄清事实，白如冰和博物馆的樊馆长、梁馆长开始频繁应付媒体的垂询。让他们哭笑不得的是，他们的日常工作不是为所谓“发掘”所扰，就是被接待访问打乱。

白如冰1999年到乾陵博物馆工作，在他的记忆中，7年里真正提到发掘计划的一次是2000年。当时，陕西省政府向中央有关部门呈报了一份报告，认为“抢救性发掘是保护乾陵文物的最有效手段”，主要原因是乾陵的山体属喀斯特地形，地表流水容易渗入，引起墓室内环境恶化，如遇地震后果不堪设想。当时有学者提出，我国发掘乾陵的技术已经没有问题。但专家们经过考察和论证，逐条反驳了报告，发掘计划就此搁浅。

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至今，乾陵提出发掘地宫计划有三次。除了2000年那次，40多年前陕西省文化部门就曾向中央有关部门递交《乾陵发掘计划》，当时的总理周恩来在计划书上写道：“我们不能把好事做完，此可以留作后人来完成。”1973年，郭沫若再次提议挖掘乾陵，周恩来表示：“十年之内不开帝王陵。”郭沫若当时还写下了“待到幽宫重启日，延期翻案续新篇”的诗句。

直到2005年，某杂志制作专题再度提到这个话题，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在国务院召开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做出正式回应:从对历史负责、对人类文化遗产负责的态度出发，在保护技术不成熟、保护能力不够的情况下，不会对乾陵、秦始皇陵等进行主动发掘。完整地把它们“留给子孙后代”，也许是最好的选择。这是最近一次政府部门的公开表态。

凭多年在文物部门工作的经验，白如冰深知，像乾陵这样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一旦真有发掘计划，将立项论证、多方研讨、层层审核，但现在他们没有接到任何指示，所以这次“发掘地宫”之说，可谓捕风捉影。

盗掘不了的乾陵地宫

“若打开，乾陵将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具观赏性的博物馆。”这是一位乾陵研究专家的感叹，这个极具诱惑性的推测，让很多非学术界的人士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支持者的队伍。乾陵究竟多神秘？除了推测的宝物，历史上无人能砸开那扇通向乾陵地宫的门。当地人这样说：“姑婆陵(指乾陵)是盗不了的陵。”

在中国历代帝陵中，乾陵是最特殊的一个。它位于陕西省西安市西85公里的乾县梁山上，是唯一埋葬着不同国号的两个皇帝——唐高宗与武则天的陵墓。同时，也是国内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帝王陵墓。

据传，五代时的耀州刺史温韬是个掘墓大盗，他一股脑儿地掘开了包括唐太宗昭陵在内的好几个陵。他派了几万人上山挖乾陵，不料刚一上梁山就风雨大作，人和马都被冲下来。下了山却见天气放晴，如此反复三四回。温韬便从此绝了盗乾陵的念头。

民国初年，国民党将领孙连仲与温韬遭遇相似。传说他亲率一团人马在梁山上安营扎寨，想炸开墓道口。但当炸药刚一点好，轰的一声，站在旁边的7个山西籍兵首先毙命。孙连仲吓得赶紧退下山来。不甘心的他晚上再上山看，原来炸药炸开的地方已经被碎石填平，不见踪迹。之后，孙连仲也就此罢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