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升与刘瑞良的遭遇更相似。《中国经济时报》报道说，大学毕业的李东升在京工作后有了北京集体户口，与江西籍的妻子生了女儿当当，但因为买不起北京的房子，结果上不了当当的北京户口。

“和户籍制度捆绑在一起的不少旧有特权还没有很好地剥离，一些新的利益关系又被捆绑进来，这只会进一步加重户籍改革的难度。”一位学者对此深表担忧。

多年来，国家公安部决意推动户籍制度改革，３年前已制定了思路明确的户改方案，但至今尚难在全国推行。有观察者指出，在户改大势下，一些大城市的户口制度反而成为一部分人（城里人）排斥另一部分人（城外人）的“电网”。其深层原因就是城市内部的利益与户籍之间有太复杂的纠缠。

户籍专家指出，除掉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教育、就业等特权，切断与户籍纠缠在一起的各类利益之手，才有户改的出口。

对时秀文来说，她并不指望这种设想能实现。

她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丈夫能早一点被放出来，“他很可怜，希望法官能对他从宽处理，早点出来给他治病。治好病后，我还想给他生个孩子。”

但说完后，她又开始犹豫不决，两只手不停地搓来搓去。问她原因，摇摇头，只有眼泪不停在她的眼眶里打转。

最后她说：“不知道治病的钱去哪里找。”她的父亲在一旁解释，刘瑞良现在已被单位开除，不再有收入。时秀文受打击后又查出了肿瘤，至今没钱动手术。

送别记者时，她黯然地笑了笑，“他活着我也活着，他毁了我也就毁了。”(C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