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历德雅舍、珠江俊园的业主入住的时间并不长，周围配套的设施还不到位，因此，马路对面来这里消费的中等收入者有不少，就像张旭一样。这里的几家餐馆经常将外卖送往上述两个小区。

与张旭不同，住在上社村的人们几乎都希望能跨越枫叶路，到马路那边去生活，因为那就意味着他们提升了自己的社会身份。

但是，根据经济学和社会学学者的研究，在没有经受过良好教育的前提下，低收入者提升自己社会身份的渠道是非常有限的。与对面的人过来相比，他们跨过去要艰难得多。

中等收入者缘何看低自己

不过，这并不影响人们的努力和渴望。

在这里，有勤奋工作的生意人，也有兢兢业业的打工者，还有那些长期徘徊在彩票销售店前渴望一夜暴富的年轻人，他们无一不想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

张旭经常走过枫叶路，同时他也承认自己的未来极为可能游离于两个群体之间，“我一直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中等收入者”。与张旭一样，在记者采访的众多年收入在10万元左右的人当中，大多数人不承认自己是中等收入者。

那么，究竟年收入多少可以进入中等收入者行列呢？对这一问题，包括著名学者吴敬琏在内的众多经济学家都认为，目前很难给出一个定量的解释。不过，学术界认为年收入6万元~50万元应该基本可以涵盖绝大多数中等收入者。

显然，张旭等人的年收入在这一范围之内，但他们为什么如此“看扁”自己呢？

“这种对自己群体身份的不认同反映了他们对未来的不确定预期。”广东南华工商学院院长易江教授分析说。

在易江教授看来，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导致了中等收入者的自我危机感。“经济稳定性预期、组织稳定性预期是人们对未来承受能力的指标之一，社会保障制度的缺位破坏了中等收入者的稳定性。”

而实际情况也是这样，在记者接触到的众多中等收入者当中，听得最多的就是这样的话：“我一旦停止工作，现在的一切就不复存在。”“就我那点存款，如果国家宏观经济出现问题，我立即就一文不名了。”“我的财产就是一栋房子，如果家里出现意外，我没有抗风险的能力。”等等。

所得税利息双重压力

易江教授还谈到，导致中等收入者身份认同危机的还有国家税收政策，“目前我国中等收入者是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力，我并不是说这个群体不应该缴纳个人所得税，而是国家在制定税收政策时要充分考虑纳税义务人的利息负担。”

据易江教授介绍，在美国等“税息挂钩”国家，纳税义务人在交纳个人所得税前要扣除每月承担的银行利息。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正好也是按揭购房的主力军，他们看似领取着颇高的收入,但事实上要承担利息与所得税的双重压力。

中等收入者的这一脆弱性、不稳定性在统计学上也得到了引证。长期研究收入流动性问题的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讲师王海港博士对记者说，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也就是我国启动分配制度改革，打破“平均主义”的时候，“持续处于中间收入位置的人持续减少”，很长一个时期以来，大约有5%的人不能保持中间收入位置，他们绝大部分遁入了社会收入的最底层。

面对这些不稳定性，近年诸如“房奴”、“伪中产阶级”、“脆弱的中产者”等字眼屡屡被人提起。

“我有时真的想把房子卖掉了事，那样我会卸掉所有的压力，但又不甘心。”是在压力下坚守着中等收入者的身份荣耀，还是跨越枫叶路那条社会身份的界线？张旭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抉择带着迷茫，带着徘徊。

对于中等收入者的不稳定性和身份认同危机，易江教授认为，中央准备为中等收入阶层“扩容”的同时，必须完善相关的制度对这一阶层进行足够的“维护”，制度保障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二是要建“税息挂钩”的个税政策，为中等收入者减压。“对中等收入阶层我们是‘维护’与‘扩容’同步进行。”

中等收入者扩大有利于社会稳定

种种迹象表明，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还很脆弱，很不稳定，“我国至今都没有形成中等收入阶层的雏形。”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宜勇这样认为。有网友甚至撰文提出“拯救‘中产’者”的口号。

但从中央改革部署上看，为中等收入者“扩容”已成定局，并着力打造“橄榄型”社会结构，即让中等收入者成为占社会人口最大的阶层。显然，中央已经开始对我国社会持续的贫富分化状况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在世界银行《2005年发展报告》列出的120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基尼系数排在第85位，接近一些社会分化严重、经济增长停滞的拉美和非洲国家。学者普遍认为，我国的贫富分化几乎到了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