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者成“易碎”群体 新一轮分配制度改革启动

    中等收入者既要“扩容”更要“维护”

广州日报新闻蓝页记者柯学东 实习生刘新宇 上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研究改革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指出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敏感的经济学家很快洞察到，经过20多年的改革，此次收入分配改革“公平”成为了新着力点，中等收入者成了迫切要壮大的社会阶层。这是否预示着，中等收入者很快就要成为我国社会的中坚力量？

事实上，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能及时跟上，我国中等收入者还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他们或滑向贫困，或在压力和迷茫中坚守。中等收入者需要“扩容”，也需要“维护”。

受广州“东拓”战略的影响，天河公园板块异军突起，近两年一系列新楼盘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枫叶路处于天河公园正门口，路的左边是两个新楼盘——历德雅舍和珠江俊园。

相对于广州普通的消费者而言，这两个楼盘显然属于高档社区，它们的均价大约在7000元~9000元/平方米。所以在很多人看来，住在这两个社区中的大多数人大抵上可以算得上是中等收入者。

而与历德雅舍、珠江俊园一墙之隔，枫叶路的右边是著名的城中村上社村，这里住着数以万计的外来民工，以及少数在天河商业区上班的白领职员(他们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得不“委身”于城中村中)。在这里，除了少数靠高额房租维持高收入的房东外，大多数人可以归为低收入群体。

狭窄的枫叶路，由于施工车队常年通行，现在变得坑坑洼洼，加上旁边的农贸市场不时有污水流出，烈日下，路面变得腥臭难闻。每天早、晚上下班的时间，珠江俊园的不少业主都会捏着鼻子从这里走过。

简单的捏鼻子动作，折射出的是这些中等收入者自身的无奈，以及他们对马路对面另一群体的另类心态。

一条狭窄的马路，一面破落的围墙，隔开的是两个差异不少的社会群体，而像这样的路、这样的围墙在中国不在少数。

中等收入者身份认同缺乏

张旭(化名)，31岁，珠江俊园的业主，今年年初入住。当听别人说他属于中等收入者时，张旭显然感到很意外：“我怎么就成了中等收入者了，就因为买了房子？如果是那样的话，正相反，我是给银行打工的民工。”

显然，张旭目前还缺乏中等收入者的自我身份认同。

像很多刚步入这一群体的人一样，张旭大学毕业后在广州找到了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经过几年的拼搏，有了一些积蓄。可是去年年底，一套70多万元的房子买下来，张旭立即就成了彻头彻尾的房奴，另外还欠着银行40多万元的贷款。

但是，别人看不到张旭的压力，他们仍然习惯于把他看成是中等收入群体中的一员，因为张旭有着10万元的年收入(完全进入了6万元~50万元的中等收入者划界线)，享受着清洁、宁静的小区生活，接受着周到的物业服务。

当然，张旭怀疑自己的阶层身份是有原因的，虽然他现在每个月能挣8000元左右，但扣除银行3000多元的按揭款、物业管理费、水电费、电话费和上网费，以及日常诸多的其他消费，加上每个月还要给远在湖南的年迈父母寄些赡养费，他每月实际上所剩无几。

两种社会身份的尴尬

这个月月初，张旭的父亲在家里的台阶上摔了下来，这一意外几乎耗尽了他本已不多的存款。“我现在是苦苦支撑着”，张旭向记者大吐苦水。

令张旭苦恼的是，这样的日子他不知道要维持多少年。“20年？也就是银行按揭结束的那一天。这不是等于说，我20年的努力仅仅是为了维持这个所谓的‘中等收入者’的身份？”

而令张旭更担心的是，一旦家里有人生什么大病，他真的可能穿过枫叶路，滑落到另外一个社会群体中去了。“从马路那边要跨过来可能很难，但要滑过去却非常简单，只需要你失业、单位效益下降，或者家庭成员生病！”

“我是住在中等收入者的社区，过着低收入者的日子。”张旭用这样一句话形象地概括了他的社会身份尴尬。

半年来，张旭的确过着低收入者的日子，在饭桌上他不再和朋友抢着埋单，不再陪女朋友逛街，想打一次出租车都要盘算上好几分钟，连剪发也要选择一个低档的理发店。另外，他偶尔还会走过枫叶路，到对面去买些便宜货。

一边是担忧一边是渴望

跨过枫叶路，再穿过围墙的小门，那边就是完全另一个景象。与历德雅舍、珠江俊园的宁静相比，这里喧嚣热闹得多。上社村住着几万外来工，也养活着几千小商贩和无证“走鬼”。

街道两旁排满了各种小商店、发廊和网吧；脏乱的路面上则摆满了各色摊位，他们中有卖盗版光碟的，有吆喝行人擦鞋的，有信口雌黄地算命的。从早上6时到深夜2时，这里一直人头攒动，人们的生意似乎都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