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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企业家被判投机倒把罪

平反后索取国家赔偿九千万

申请高达9500多万的国家赔偿，结果，检察院、法院两家曾经错捕、错判的司法机关按照生效的《国家赔偿决定书》，赔了13000多元。

本案中蒙冤后得以昭雪的主角，是一名红河州泸西县的农民企业家，曾经，他立志推广对农作物生长和保护环境都非常有利的环保型农用产品农用地膜，却被判决构成了“投机倒把罪”。

在历经整整九年后，他终于获得了国家赔偿，虽然与其所提的金额极其悬殊。据悉，在国家赔偿案件中，本案所申请的金额堪称史无前例。

九年来，他近20次坐上法庭。案件涉及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领域，熟知案情的法律界人士认为：他的遭遇充分反映了我国在新旧法律交替和转性期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具有着极其特殊的标本意义。

“申请九千多万的国家赔偿，我并不是狮子大开口或者漫天要价，你想想，那种高科技含量的环保型地膜要是能顺利得到推广应用，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将会是多大？更别说因为这次蒙冤被关押了近两百天，我身体和精神上遭到的打击和伤害……”

虽然仅仅拿到不到14000元的赔偿，但当6月28日面对记者时，苟晓炳还是显得心情比较轻松，头发花白已经年过半百的他说，上月底，泸西县人民检察院、泸西县人民法院刚刚把国家赔偿款交给他，这至少说明，司法机关对自己的错误行为有了一个基本的评价。这个钱再少，毕竟也是国家赔偿。

推广环保产品，创立高科技企业

云南省泸西县人苟晓炳生于1955年7月，成年后，他进入当地经济效益非常不错的云南省烟草泸西县公司下属的泸西县烟叶复烤厂工作。脑子灵光的他在工作过程中不断为自己充电，拿到了大专文化。之后，他却越来越不甘心继续当一个小工人，而冥思苦想着如何才能开创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致富之路。

自1993年始，农用地膜开始在农作物的生产中得到推广使用，并且，非常明显得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但是，由于无法降解，这种地膜所造成的“白色污染”也相当严重，而且已经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苟晓炳便开始利用工作之外的时间，致力于钻研如何解决这道在当时看来堪称是世界性的难题。在屡屡受挫后的1996年，他听说成都某化工研究所已研制成功可以自然降解的新型农膜，而且，已获得国家相关部门的质量认证和政策扶持。

很快，苟晓炳与该研究所取得联系，有尝引进了这项技术，并在离泸西不远的曲靖市陆良县召夸镇注册了一家生产新型环保降解簿膜的云岭科技塑料厂（以下称云岭塑料厂），该厂由苟晓炳的父亲担任法定代表人，苟自己负责市场销售等方面的工作。由于非常看好这项新技术，陆良县有关部分给予了许多政策上的优惠，同意他“先办厂，后办证；先经营，后交税”。

地膜提前降解，烟农遭遇“坑农事件”

建厂当年底．泸西县烟草公司在经过一番考察后，决定与云岭塑料厂建立大笔的业务合作关系。但泸烟公司尚未打算最后一点顾虑，担心云岭塑料厂提供的农用地膜的降解时间过长，从而形成白色污染。于是，该合同中专门写入了这样一条：降解期限60-70天，若到时无法降解，将从每吨货款中扣除3400元。并且，还约定“由收货方验货下车，可拒收不合格产品”。

1996年11月1日，云岭塑料厂与泸烟公司正式签订了单价为14400元、数量为300吨的降解农膜购销合同。在这300吨的货交清后，购买方还增加了一些定单，一切情况似乎都在预示着，这种高科技含量的新型农用地膜的发展势头值得期待。

然而，气候的因素却是谁也没法预料的。

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1997年全球范围内自然灾害频发，包括泸西县在内的云南多个地区也不例外。当年的4、5月期间，近半个世纪不遇的持续干旱和高温出现在这些地区，泸烟公司购买后转手再销售给广大烟农的覆盖烟苗地膜，大面积出现了提前降解的现象，众烟农遭受到了程度不一的损失。于是，他们纷纷找到泸烟公司，情绪激昂地指责该公司出售“有质量问题的假地膜”。而该公司又“理所当然”地把这笔帐归在了云玲塑料厂头上。

罪名从“行贿”到“非法经营”

但苟晓炳认为自己“完全无辜”。“这是自然灾害造成的啊，我咨询过专业的法律界人士，这叫不可抗力，是没有任何人和任何方法能回避的，不应该由我们来承担责任。尽管如此，事发后我还是立即通知成都那家研究所，要求他们派人来查看地膜提前降解的情况，同时，向县委、县政府进行了汇报，并积极与泸烟公司就如何解决的进行协商。”

就在一切都尚无定论之时，1997年6月17日下午，苟晓炳突然接到泸西县人民检察院的电话，称有点事情找他谈谈。如约来到该院时，一位自称该院反贪局的工作人员向他出示了一张传唤证明，语气非常严肃地称：他涉及到一桩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要他“老实交待向某某行贿的事”。

作者：  责任编辑：蓝宝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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