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复一年，有关部门三令五申禁止中小学择校；各地也陆续采取种种措施限制择校。但是，择校热潮仍然一浪高过一浪。

新学年开始恰逢新的义务教育法实施，择校困局能否纾解？

“禁择”

政府之手艰难发力

新学期一开学，沈阳市城区254所中小学的1977名教师将完成沈阳教育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规模流动”：超编学校教师向缺编学校流动；优质学校教师向改革学校流动；城镇学校教师向农村学校流动。

如此“折腾”，目标只有一个：通过3年至6年的优质师资“大流动”，基本实现中小学教师资源均衡配置，杜绝择校现象。

沈阳市第96中学位于沈阳市东北角的城乡接合部，多年来由于学校硬件条件差，师资水平低，生源极不稳定。新学期一开学，随着12位优秀教师的到来，学生报到率由往年的不到50％增加到74％；就连一些已为学生办理转学的家长，也纷纷将孩子转回学校。

“择校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择师’。教师轮岗制，让教师流动起来，有利于实现义务教育校际间的师资均衡。”沈阳市教育局局长李梦玲说。

但是，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研究所副所长杨小微对这一做法表示担心：名教师的成长和培养，需要良好的“生态环境”，如相对稳定的教研团队、相对延续的学校文化等，流动轮岗随意性较大，不利于名教师的培养和成长。

杭州近年来大力推行名校集团化建设，实施名校连锁办学，将复制、培训后的名校先进管理经验、优秀师资等教育资源扩散到新校，满足学生就近享受优质教育的需求。

但是这一做法的后遗症也很明显：名校这杯“牛奶”可能被“稀释”；名校集团化加剧了文化趋同，很可能使得一批学校丧失个性；多种体制、多种融投资方式并存的教育集团，可能导致国有资产流失。

北京、上海等地，则采取强制推行“电脑派位”等措施抑制择校。其结果则是：家长依然择校，只是择校门槛更高了，择校的手段更隐蔽了。

“教师轮岗、名校连锁、电脑派位等一系列措施，在一定区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择校风。但从根本上来讲，教育资源均衡的‘制度瓶颈’不解除，择校风就不能从根本上刹住。”教育问题专家、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说。

“制度瓶颈” 拉大教育差距之“根”

教育差距日益拉大，即使在同一城市，一条马路之隔的两所学校，办学条件、师资水平、教学质量也可能会有天壤之别。

是什么造成了城市与乡村之间、学校与学校之间的教育鸿沟？

杨小微分析，首先是教育投入政策。我国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是“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教育财政制度是“教育投入与地方财力挂钩”，由于地方经济发展不均衡，学校间的差距自然加大。1998年，小学生人均经费最高的上海，与最低的河南相差近10倍，7年后这个差距扩大到50倍，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其次是示范学校政策。上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逐步建立一批重点中学，目的是在教育资源总体短缺的情况下，用尽可能短的时间解决人才紧缺的问题。1995年，示范高中政策取代了重点中学政策。此后，“示范学校热”在教育领域刮起，造成新一轮教育差距的扩大。

再次是民办公助政策。为弥补政府投入的不足，近年来，政府允许部分公立优质学校改制，实行民办公助。即政府投入硬件、师资以及学校声誉等有形和无形资产，允许学校提高收费水平。许多家长抱怨：民办公助、公办民助等改制政策实际上是弱化了教育的公益性，人为地制造了教育的不公平。

北京宏志中学校长冯洪荣说，改制学校集中了优质资源，通过高收费手段，获得了发展资金，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了教育差距。此外，有些地方为了扶持改制学校发展，政府允许他们提前招生，好学校把好生源挑走了，进一步加大了与普通学校之间的差距。

教育不公 是谁在享用名校资源？

多年来，这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每到招生时节，家长想方设法托关系、找门路，拿着条子、票子敲重点学校的门。

温州一所名校的老师在择校生的资料中无意发现一个滑稽的事实：班里竟有15位学生家的门牌号码是学校附近的同一个厕所。原因很简单：“就近入学”。

某省一位主管教育工作的省领导秘书坦言，自己的公文包里几乎没有断过通过各种关系送来要求择校的条子；而一所著名中学的校长在开学前收到的要求入学的条子竟然重达1公斤。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名初中校长表示：在择校生中，大多是权力择校，有的名校招生名额甚至成了一种潜在的“公关工具”。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认为，学生的家庭背景已经强烈地影响到了受教育的机会。当前家庭社会地位高、经济背景好的学生，靠权力、金钱择校的比例较高，示范学校中社会中上层人士的子女占了相当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