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记者了解，学生奶项目除了低于行业平均利润，在相关的税收方面也一直是众多企业关注的问题。罗俊谋无奈的对记者说：“每次开会，我们都会提出给予风味奶和纯奶相等的税率，目前纯奶增值税为13％，而风味奶为17％，虽然每次都提出，但农业部认为这是其他部门职能，无法协调。”

为了能够学习借鉴日本和韩国发展学生饮用奶的先进经验，农业部教育部和国家质检总局等部门相关负责人员于2004年12月对两国进行了考察，在《日本和韩国发展学生引用奶考察报告》（简称报告）中认为日韩两国学生奶发展迅速主要归功于其政府财政给予了大力支持。

“现在，国内学生奶项目还没有得到国家财政的任何专项补贴，虽然学生奶启动起来了，在现行的市场环境下，缺乏中央的财政支持学生奶缓慢发展态势还将持续。”某位业内人士认为，学生奶应该更多的体现一种社会公益性原则。

“进校”也是各地学生奶推广工作一个难点。何辉对此介绍说：“学生奶虽然利薄，但市场预期好，现金流好，很少有超市商场的坏账死账现象。但是现实情况是由于2003年的海城‘豆奶事件’和‘非典’的影响，学校怕承担责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已经严重制约了学生奶的推广，但是有些学校的营养套餐却很红火，其中奥妙就是利益分配问题。”

除此之外，很多企业对于学生奶的风险仍心有余悸，“由于宣传处理不到位，很多乳糖不耐症被认为是中毒事件，这很容易对整个企业产生负面影响”。

“计划”执行者的矛盾

“开学的时候，公司曾多次找到学校要求扩大供奶量，校长和教育局互相推诿，借口说学生家长不同意或干脆拒绝。”国内一知名企业销售负责人感慨地说，“本来光明正大的事情，搞得学校领导一见我们就躲，弄得很尴尬。”

究其原因，学校是实施“学生饮用奶计划”的一个重要环节，承担着具体落实学生饮奶的繁重任务。此外，学生奶全部在校园内消费，一旦出现什么问题，处于风口浪尖的学校和教育部门往往首当其冲。

直接导致学生奶由高峰期转入低谷标志性事件是2003年的辽宁海城的“豆奶中毒事件”，当地教育部门有十几位负责人因此受到处罚，一些地区教育部门也紧急叫停了豆奶和学生奶计划，致使一些官员和学校在学生奶问题态度倾向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9月2日，四川崇州市实验小学发生了集体食物中毒事件，顿时，社会各界对于学校的用餐安全给予了关注。

当记者提及为何学生奶在学校难见“踪影”而学生餐却大行其道？成都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校长告诉记者：“我们曾经就学生奶问题查阅过一些资料，东方人中有乳糖不耐症的人较多，3～5岁时为22．1％，7～8岁时为39．0％，11～13岁时为36．8％。中小学生是一个非理性的消费群体，容易把乳糖不耐症同食物中毒混淆，造成不良后果，这些危险系数要远大于学生餐。”

对此，石远明则认为学校不愿意推广学生奶是因为学生奶利润太低，学校只有每份0。12元的服务费，营养套餐的利润则要高的多。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深圳市学生奶发展比较好，除了当地经济发达和认识到位外，罗俊谋对此介绍说：“相对其他地方把学生奶办公室设在农牧业部门，深圳则是设在教育部门，这就大大减少了阻力。”

在报告中指出要借鉴日韩两国通过引入社会保险机制，建立危机管理体系，分清责任，降低学校的风险压力使得其能够“轻装上阵”，集中精力开展学生奶工作。

“我们鼓励企业为学生购买保险，同时建议由各地奶业协会筹资建立学生奶基金，这样的话，能够让社会为学生奶计划承担责任，降低学校、企业及家长的风险压力。”一位专家介绍说，买保险意义更多的是买一个放心。

他国成功经验仍需借鉴

日本和韩国的学生奶之所以发展比较顺利，首要的方面就是领导重视，日本把学生奶纳入学校午餐供应项目，为此立法；韩国则是当时总统挂帅调研，制定政策。反观国内学生奶推广较好地区无不和当地政府重视紧密相联，如深圳宝安区政府按每人每盒0．17元补贴以及为1300名低保户贫困学生按售价全额补贴。

“其实政府补贴不在多少，更多的是表明一个态度，这样的话，社会各界都会给予学生奶计划、企业以及学校更多的理解。”罗俊谋对记者介绍说，“虽然每年补贴仅仅一百万左右，却使深圳学生奶在同行中脱颖而出。”

“立法工作是推广学生奶计划亟待解决的大事，现存的更多是条例或规划，缺乏必要的刚性，致使部门工作有时难以协调。”接受记者采访的一位业内专家如此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