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随老党来到和家庄北渠西村党某家。她家的大门令记者吃惊：就在黄土墙上掏了个洞，用破木板当门扇。以前，党家在村里算得上中等户，因供3个孩子上学，现在成了村里最穷的人家。

党某的一个儿子含泪说，他最难过的，是父母半年的零花钱只有几元钱。党某则说，待在家里，屋里有粮、地里有野菜，不需要花钱，但儿子在外面，什么都要花钱，她1个月才能给儿子300元生活费，让娃受苦了。说到这儿，母亲和儿子都落了泪。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防虏寨乡定国村农妇黄某的两个儿女都考上了大学，最多时家里欠债有10万元，1年利息得一两万元。精神压力和劳累压垮了黄某的丈夫，他因无钱治病最终离世。

供出大学生，依然难脱贫

贫困农民含辛茹苦，供养出的大学生能否“反哺”家庭，帮助父母脱贫？答案并不令人乐观。

走访中，老党常会问“供孩子上大学，经济上是否合算？”这些受访父母大都回答：我们不算那账，也从来没想着让娃挣钱回来，只要孩子们有知识，到社会上能干事就行。

王秀娥的两个孩子已经大学毕业，但都要买房、结婚，经济紧张，她从不敢要孩子的钱。一次孩子要塞给她300元，她硬是推了回去：“你给我钱，别人不知道，不如给我买身衣服，村里人看见都知道我娃孝顺”。

不仅不求回报，一些父母还心怀歉意。党某说，人家给孩子留遗产、留房子，而她给孩子留的是债务。皇甫庄乡一户农民，为供孩子上学，夫妻俩砸石头。这一年暑假，上高一的二儿子为挣学费砸石头，没想到出了意外被炸死。就这样，他们还是将另一个儿子和女儿供到了大学毕业。之后，儿子当了医生，但至今没买房；女儿毕业后找了份很不理想的工作。他们说，因为自己是农民，没钱帮儿子买房，也没本事帮女儿找工作，对不起孩子。

实际上，供养出的大学生很少有能力回报家庭。一个农民积劳成疾去世了，党宪宗对这个农民已经工作的女儿说：“弟弟以后的学费，你得承担呀！”这位女大学生回答：按说，我应该承担弟弟的学费，可我工作时间不长，工资不高，又得结婚、生孩子、买房子，还要努力适应城市生活，缩小和城里人的差距，不然人家看不起我们。我丈夫也出身农民家庭，一个担子挑两个包袱，能担得动吗？

从合阳考上大学走出来的渭南市农业局干部王彪告诉记者，有些人在大学毕业20年后，才能回报父母。可这时候，父母已经老了，吃不动，喝不下，享受不了，有的可能早已不在人间。

他们对国家助学政策了解不多

针对贫困生上学的资助问题，我国从1987年开始就相继研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但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这些贫困家庭对此知之甚少。

王肖龙告诉记者，他曾听同村高年级的学生说过，可以申请助学贷款。但具体怎么办？自己一点儿也不了解。学校并没有相关的宣传，甚至连老师也不清楚，他只能从历届学生那儿打听。

同时，贫困地区的传统观念也影响了助学贷款的申办。记者走访的7户农家，提起助学贷款来，他们大多还是主张想办法向亲戚朋友借贷，一是不知道助学贷款到底好不好办，二是宁愿自己欠债，就是再苦再累也能担，可千万不能让孩子刚走出家门，就先背上债。

中国扶贫基金会新长城项目组去年对北京、河北、山西等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百名特困生的问卷调查显示，近八成特困考生对国家资助政策只知道一点，还有7.1%的特困生表示从未听说过任何有关国家对贫困大学生的资助政策。

对于贫困生而言，能否圆上大学梦，往往取决于他们第一学年的学费能否解决。

郭琳，江苏省沛县朱寨镇张柳庄村高中毕业生。为了挣学费，她曾在砖瓦厂搬砖头。7月26日，当笔者打电话给她的时候，她正在为“失业”而发愁。

高考结束后，郭琳就在家帮母亲种稻子。到了7月，忙完农活，她听说附近有个屠宰场有事做，就跑了过去。结果得到了一份拔鸭毛的工作。3角8分钱一只鸭子，她一天可以拔四五十只。

屠宰场离她家有20多里路，早上7点就要上班。为此她不得不每天5点就起床，干到天黑才回家。但几天后，屠宰场老板却以要长期工为由，将她辞退了，这次打工她只赚了100多元。

为了挣钱，2005年暑假她又在砖厂干了20多天，与一群年轻力壮的男人搬运砖坯。郭琳说，砖厂本来是不收她的，但因为有同学的爸爸说情，最后还是让她留了下来。

“妈妈不想让我去，但家里没钱，我总得自己想些办法。妈妈经常问我累不累，我说不累。我上学买书、买资料的钱都是自己挣的，不会找家里要钱。”

郭琳家确实很穷，她的妈妈50岁出头，患有椎间盘突出，干不了重活。爸爸在陕西打工，也挣不了多少钱。更重要的是，她还有个哥哥在江西上大学，一年要花费上万元。对于他们家而言，供一个孩子上大学已经欠债不少，供两个就更难承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