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很多高校，获得基金项目，有时是重点基金、重大基金，绝对是一项很硬的晋升职务职称的条件。某某人获得国家基金，哪怕研究工作没开始，研究成果没出现，就已经被列为了典型。这里的潜规则是把资助科研活动的基金，看作了荣誉或者奖励，而若干年后，基金项目的成果如何，有何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却往往没人再关心。

大家的思路是：获得基金，就等于获得成果，获得成果就等于提升自身地位；而地位的提升就等于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事实上，获得基金项目，获得资助、投资，那只是科研的“起点”，但这种本末倒置是自上而下的，也不是昨天刚形成的。

我认识一位企业老总，多年跟高校教师打交道，他说：“今天的高校已经变了，有的教师变化的幅度连我们也不敢想象。他们从‘象牙塔’走向另一个极端。跟我接触的教师中，有好几个在承担国家科学基金课题。他们申请时很积极，可做的时候却极马虎，我问他们到时交不出‘货’，用课题经费买的笔记本电脑等东西不是要交出去吗？他们说，这是免费的午餐，拿到了学校表扬你，既有钱又有地位，今后不可能交不了差，即使万一没有成果，把旧的电脑交回去不就结了。他们还说，对于你的课题，我们就不一样了，不敢有丝毫怠慢，我们要把成果交到你手上。达到你的要求，全额付款；达不到要求，随你怎么办！”

人物周刊：有一点很难理解，丘教授说起那些在国外有教职，每年最多只能在国内呆3个月的国际一流人才，他们拿着这个教育穷国的百万年薪，沽名钓誉，难道不烫手吗？难道他们没有一点自律吗？

熊丙奇：也许真正一流的人才还没能更多地引进来。怎么说呢，这里面不乏有个别是很好的，但大多数是在国内高校盛情相邀下来的。明说了我什么事都不做的，但可以开讲座，一场演讲费1~2万美金。要拒绝送上门的利益，这不符合人性。

■熊丙奇，1972年7月生。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管理学博士。上海交大校报主编。2004年6月出版《大学有问题》一书， 2006年1月又推出《体制迷墙》，谈的是大学为什么有问题。

本刊记者 李宗陶 发自上海(C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