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修院是韩国“新村运动”最主要的研究推广机构，也是绝大多数中国考察团重要培训地。研修院副院长丁甲镇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截至目前，来自重庆、吉林、浙江、辽宁等中国各地的考察总人数已超过700多人。其中有220多人曾经住在研修院学习，500多人在研修院接受过1天的培训。学费每人每天100到150美元。

丁甲镇否认了此前“中国将派出35万名官员前往韩国接受培训”的报道，同时他向本刊透露，今年4月中央研修院与中国基本建设优化研究会签订了培训协议，但他拒绝透露协议的具体内容。

庆尚北道新村服务课课长金泳文告诉本刊，据他所知，协议中确实没有“35万”这个数字，只是提出了未来3年中国将派遣3万名政府官员和农村干部到韩国考察的意向，每年1万名。但金泳文说，不知是中国方面在财政预算方面存在问题，还是由于近来媒体对官员“考察旅游”展开了批评，目前协议规定的培训计划迟迟没有开展。

订单式教育

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韩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韩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新兴工业国。这就是震惊世界的“汉江奇迹”。始于1970年的“新村运动”，极大地改变了韩国面貌，成为“汉江奇迹”的重要组成部分。

庆尚北道是前总统朴正熙的故乡和“新村运动”的发祥地，也是中国官员考察的又一个热点地区。这里接待了中国的首个省一级考察团——重庆市考察团。金泳文介绍，重庆干部在韩国的学习分为两部分：一是听取韩国专家关于“新村运动”的讲座，二是参观相关现场。他们对韩国“新村运动”很多具体问题做了了解，比如乡村公路是怎样修建起来的，政府补助多少等等。

金泳文告诉本刊，“新村运动”教育采取的是订单教育的方式。也就是说，由中国方面提出具体的培训要求，韩国方面则按照要求来设计培训课程。

中韩两方面都认为，订单式教育创意不错，可也常常遇到一些问题。

比如，“下订单”必须提前若干时间，以便“备货”。据此，韩国方面提出，考察新村的“订单”必须提前一个月通知，以便因地制宜、因人施教。但是，金泳文遗憾地告诉记者，很多中国代表团只提前一周甚至三四天才仓促地通知他们，所以没有充分时间做准备。有一次，有个中国代表团不知何故临时取消访问，把韩国方面聘请好的教师和准备的教材都晒在那儿，下不了台。

韩国观光公社的孙伟东说，目前的情况是，“新村运动”考察团的培训是由中国和韩国两地旅行社协同完成的。与其他旅游团一样，由中国旅行社在当地招募游客，到达韩国后交由韩国旅行社负责，利润双方分成。“而旅行社的参与往往使培训变了味。”金泳文说，旅行社为了赢利，经常增加一些旅游观光项目。结果是培训4天，观光3天，心思放在了旅游上，新村教育的收获甚少，“订单”往往落空。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韩国教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为考察团往往带有学习和旅游的双重目的，因此很多人的学习并不认真。一次，他在中央研修院给东北某代表团讲课，发现学员很着急，等到提问时干脆人都走光了。后来他得知，他们已经订了去济州岛旅游的机票。他还说，当年韩国搞“新村运动”时，部长、普通公务员和农民同住一室，4个人一个房间，为的是充分讨论，体验合作精神，可中国公务员都要求住单间。而且他发现，很多考察团成员并不是主管农业的官员和村干部。“我不明白人事厅厅长为什么要来考察‘新村运动’”。

由于前来考察的中国公务员越来越多，今年4月，庆尚北道与庆云大学联合成立了一所国际新村学校，设在庆云大学内，制定了专门计划，培训以中国公务员为主的外国学员，其中包括3夜4天和4夜5天两种课程设置。

以3夜4天课程为例。

第一天：入校仪式，观赏介绍新村运动录像，新村运动理念讲课，欢迎晚会；

第二天：新村运动原理讲课，新村运动与地方政府的作用讲课，新村指导者成功事例，了解韩国音乐；

第三天：参观新村运动发祥地、新村历史馆、朴正熙总统故居，参观三星电子和LG电子；

第四天：关于新村运动与地区社会开发的讲课，结业仪式，欢送晚会。

为解决宿舍问题，庆云大学决定，把正在建设的一幢留学生宿舍的一半改造成学习新村课程的公务员宿舍。记者在现场看到，这是一幢灰色四层小楼，其中一二层仍保留为学生宿舍，卫生间和浴室是集体使用的。三四层供接受培训的公务员使用，每个房间可以住两个人，有单独的卫生间。宿舍一次可容纳40名参加培训的公务员共同使用。

随记者同来的韩国庆尚北道国际通商课工作人员田有珍，也是第一次看到这幢正在改造的宿舍楼。她问记者，“两个人住10平方米，你们中国官员能适应吗？”她自言自语道，“这样的条件中国官员恐怕不愿意住，也许他们还是要去住宾馆。” 这位韩国人的话并不是没有道理。很多中国官员前来学习新村经验时，本来应该住在培训基地宿舍，但最后却改住高档宾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