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所有受访官员都承认，其人“曾矿长”的名号决非浪得虚名。在郴州官员和市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黑色笑话：“全市的矿都归他管。”曾锦春利用市纪委书记的独特权力，要挟各县、局官员在煤矿审批、监察等方面听命于他，既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也造成了诸多显而易见的恶果。

黄元勋，郴州市宜章县浆水村农民，多年来一直用举报“官煤勾结”的方式与曾锦春角力。

黄元勋由举报本村荣福煤矿开始，直到举报曾锦春本人，花费５年多的时间。正是这家煤矿，频繁制造了拖欠村民工资、矿难、造成水田塌陷等事件。由于其老板黄生福与曾锦春过从甚密，黄元勋掌握了一些间接证据之后，举报曾锦春为“恶矿的保护伞”。去年１２月，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到荣福煤矿视察，黄生福瞒报产量和矿工人数，导致李毅中当场发怒，斥责这家煤矿对矿工生命不负责任。

令郴州官员们难以理解的是，作为与权力安排、与煤矿行业完全无关的市纪委书记，曾锦春竟然是郴州煤矿整顿小组的组长。

在其与煤矿的关系之外，一些关联可以看得更为清楚。在郴州，一些企业的门口挂着“优化经济发展环境联系单位”的铜牌，而落款竟是与“经济发展环境”并不相干的郴州市纪委。由于铜牌的颁发意味着在郴州市各部门的检查中得到一定程度的豁免权，因此每一块都价值４０万元，仅此一项，曾锦春治下的郴州市纪委就年入１０００万元以上。

曾锦春自己被“双规”前，郴州中下级官员普遍担心此人很难受到处理。他们的理由是：“审计、公安、检察部门都无法监督纪委。”

官场平衡彻底打破

在郴州近年来的诸多负面新闻当中，李树彪制造的“全国公积金第一案”是少数的与李大伦和曾锦春没有关联的事件。按湖南省检察院公布的数字，被李树彪挪用的１．２亿元公积金中，赌博输掉８０００万元，另有４０００万元被追回。

这位人称“花花公子”的副处级干部，衬衫价值１万元，扣子由白金制成。作风招摇的官员仍可在郴州官场如鱼得水，并非李树彪一个孤例，更为明显的是市委宣传部部长樊甲生。

樊甲生为人霸道，在这一点上与李大伦惊人地相似。不过在郴州官场，这位前市委宣传部部长主要以“坏”著称。樊甲生身材微胖，注重仪表到一丝不苟的程度，头发永远梳得溜光水滑。郴州官员普遍对其印象恶劣，各种评论均较负面：彻头彻尾自私，为人虚伪下作，全无格调，官员间的义气亦不顾及，等等。

樊甲生在担任安仁县委书记期间就不清廉，尽管那是一个贫困县。当时樊甲生主持建造了两个变电站、一座大桥和一个收费站，收费成为其个人的“印钞机”。当时安仁县有民谣流传：“甲生甲生，民不聊生。”

其实，下层官员亦不聊生。为了政绩，樊甲生摘掉了安仁县的贫困县帽子。由苛政而苦政，导致县委、县政府一般职员的月收入只有三四百元。

有郴州官员说，李大伦最初并不欣赏樊甲生，甚至颇有戒备之意，不过最终却因不为人知的原因而开始支持后者。一个不符合组织程序的事情是，当樊甲生进入市委常委时，民主推荐的票数没有公开。

至此，李大伦将郴州的吏治、规划、经济、建筑各种权力全部集于一身，“只把矿产留给了曾锦春”。

在郴州，樊甲生被看作是某种标志性的官员。当他被任命为宣传部长时，一些官员感到，这种官场逻辑已经荒唐到了难以接受的地步。市工商局的一位官员回忆：“当时我就感觉，郴州完了。”

与此同时，李大伦在常德的“文友”邢立新，亦在郴州官场登台亮相。这位建筑商人的注意力集中于依靠李大伦的关系承包工程，不过，在另外一些时候，他也会参与当地的人事安排。据此前媒体报道，“嘉禾拆迁案”中的几位落马官员，就是在邢立新的斡旋下得到李大伦的首肯，被重新任用。

更重要的是，邢立新显得非常牛气，“常常用李大伦的口气说话”，而一般官员确实对其非常忌惮。

很多官员都接收到了信号：潜规则占了上风。到了这一步，腐败作为下一个步骤的出现，已经不难用逻辑推导。事实也正是如此：一些官员失去了谋求政治前途的意志，开始回望权力寻租的出口。

畸态官场，民生多艰

在曾锦春未被“双规”前，黄元勋常有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之感。而事实上，在郴州官场畸态之下，即便是握有地方大权的官员，也未必对自己的命运有十足的把握。

郴州市政府大楼背后的小山上，矗立着一座名为“五岭阁”的６层仿古建筑，《郴州日报》报道其建造目的是“提升城市品位”，不过在郴州当地的官场和民间，普遍流传的说法却是，它是当地官员建造的“镇邪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