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自己的主要着作《菊与刀》中说：如果有一位妓女被一个男人看中了，这时该男人成为独占她的主顾，并与妓院订立契约后把她变为情妇。这样的女人受到契约条款的保护。但是，一个男人可以不订契约就把一个女仆或女店员变为他的情妇，这些“自愿情妇”必然缺乏保护。
本来，“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但鲁思·本尼迪克特在以此命名本书时，似乎并未从这种含义出发，而是以“菊”和“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也就是指日本文化的双重性，譬如，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等。
鲁思·本尼迪克特是一位20世纪初少数的女性学者，她以女性的独特视觉观察日本卖春行为，把日本文化的特征概括为“耻感文化”，认为它与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其强制力在于外部社会而不在于人的内心。对于这些观点，有些日本社会学者评价很高，认为表现了“深刻的洞察力”。
日本妓女
在日本传统的伦理观念中，女人地位低下，被“喜新厌旧”的男人“始乱终弃”的比比皆是，难以计数。因此这类契约既是男人独占女人的依据，也是女人自我保护的一种手段。在日本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大都不喜欢口头的“君子协定”，即便是海誓山盟，倘若没有文字清清楚楚地写着的“纸上契约”，以后难以应付赖账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