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宜宾县国税局白花分局局长卢玉敏以6000元价格与该县未成年学生何某发生性关系。宜宾警方经过侦查称，卢玉敏行为属于不知道何某是或可能是不满14周岁幼女而嫖宿不构成犯罪，决定对其给予行政拘留15日并处罚款5000元。
不久前，贵州习水县公务员集体嫖宿女学生案余温未尽，紧接着又爆出了四川宜宾县的嫖宿幼女丑闻，对于有着一定社会地位的人物来说，嫖宿幼女，或者说是嫖宿处女(也许是社会的问题，处女的年龄日益低龄化，除了幼女群体估计已经很难找了)，已经成为一种流行风尚，成为上流人士的高雅韵事和显耀的资本。
当然，对于这些道貌岸然的社会名流来说，嫖宿幼女在相当大程度上满足了他们畸形的性消费欲望，满足了他们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窥私猎奇心理。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是谁赋予了他们权力肆意践踏祖国的花朵，是谁允许他们肆意剥夺这些幼女的未来，向她们展示这个社会最为肮脏丑陋的一面?我们可以设想，经历了如此罪恶的少女，对社会、对家庭、对人类、对道德、对正义等等会有怎样的评价，会有怎样的期望。伴随着她们成长的或许永远是社会的阴暗面，人性的阴暗面，她们的人生将变得扭曲，她们的价值观将彻底沦落。一时的快意破坏了一个新生命对社会的美好向往，摧残了她们对人性的善良期许，它将永远在她们的内心留下阴影，其罪恶不可谓不深，影响不可谓不远。
为什么这些人前仆后继地涉足其中，乐此不彼呢?从四川的案例可以看出，警方居然认为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治安案件而非刑事案件，仅仅对造恶者处以简单的罚款草草了事，并振振有词地拿出了法律依据。
是恶法赋予了造恶者这个权力吗?2003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为人不明知是不满14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是否构成强奸罪的批复》的规定：“行为人确实不知道对方是不满14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未造成严重后果，情节显著轻微的，不认为是犯罪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第八十一条之规定：“行为人知道被害人是或者可能是不满14周岁幼女而嫖宿的，应予立案追诉”。也就是说，只要造恶者不知道对方是不满14周岁的幼女，不属于刑事犯罪。明知或应知属于主观判断，很难从司法实践上进行认定;从造恶者角度来说，肯定不会主动承认自己事先知情，在这里，法律为造恶者留下了一个宽阔的逃生之路。
从社会赋予了造恶者这个权力吗?从贵州习水案到四川宜宾案，有关部门对造恶者首先是隐瞒、包庇，尽力阻止事件曝光;直到包不住了，才是立案调查，进行处理;处理过程也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尽量地从轻从简，对弱势群体的利益损害视而不见，对强势人物的罪恶行为刻意维护。社会的大环境为这批丧尽天良者提供了一个施展的舞台，提供了撤退的通路。
记得小时候上课时，老师说我们这些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我们心里别提多美了：我们是花朵，全社会都要爱护我们，都要关照我们。可现在，祖国的花朵正肆意遭到践踏，我们却不能从法律上，从制度上，从社会上营造一个爱护花朵、保护花朵的环境，我们将愧对历史，愧对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