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幼女们鸣不平：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贵州习水县5名公职人员嫖宿未成年少女案令全国震惊之际，浙江临海市一名有人大代表头衔的商人王宗兴也因涉嫌嫖宿幼女，于4月10日在当地法院受审，而不久前，临海市气象局原副局长池全胜“买处”案已经审结，池因嫖宿幼女罪被判刑6年半。(4月19日《楚天都市报》)

　　一个又一个嫖宿案发生在幼女身上，笔者在震惊和愤懑的同时，不得不替幼女们鸣不平：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幼女成为侵害对象，并非一地一时之为，这从媒体屡屡曝出的幼女被侵害案可以看出，而媒体上曝光的案件，亦只是冰山一角，从习水幼女案中受害者事前不敢报案、事后远避他乡不难想象，还有多少幼女在受害后默默承受，独自饮泣。未成年女孩遭受性侵害、其生存空间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对2006年至2008年媒体报道的340个案件进行了专项调查，被害人的年龄小，平均年龄只有14.7岁，最小年龄的只有13岁，不满16岁的占到54％。笔者认为，幼女案频发，主要有以下原因：

　　首先是监督管理乏力。一方面是监护人的监管责任发挥不到位。特别是一些留守儿童、收养儿童、父母不在或离异、父母有严重不良行为等特殊家庭，极易出现“监管真空”，而监护人作案的情况更是不在少数，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统计显示，在39个监护人实施性侵害案件中，29件发生在特殊家庭，比例高达75％，其中被生父、养父和继父强奸的占监护人侵害案件总数的61％；另一方面是对官员（教师）的监管尤其是八小时之外的监管不力。一些学校管理松散，制度不健全，对教师监管不够，对校外人员进校把关不严，使校园侵害案高发。在340个案件中，有50个校园性侵害案件中，其中老师、校长性侵害占70％，校外人员性侵害占16％，学生之间的性侵害也占到了10％。一些单位在工作时间内对干部职工要求甚严，而对干部下班之后都在干什么知之甚少，不闻不问，使行为人处于放任自流状态，加之思想教育滞后或缺位，更使侵害幼女的犯罪呈攀升势头。

　　其次是打击力度不够。受害家庭出于“名声”考虑和担心报复的顾虑不愿、不敢报案或作证；相关部门的领导对“作恶者”姑息迁就，“习水嫖宿幼女案” 嫌疑人之一该县移民办主任李守民，曾经因涉嫌嫖娼被免职，后通过向县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县公安局的处罚决定被撤销，又重新任职。这种主观上的姑息迁就导致客观上对作恶者的打击力度不够，不仅使犯罪分子规避了法律责任，更纵容了作恶劣行，习水案发生后街头巷尾议论纷纷，几名被告却没有逃走，认为“之前有先例，以为这次也没事”便是明证。

　　再次是防范引导缺位。幼女们是弱势群体，容易受到侵害，加强防范侵害的引导尤其必要。而事实上，家庭、学校和社会在这方面所做工作极其有限，导致学生识别害人、抵御伤害的能力欠缺，有的孩子在遭到伤害后不敢向老师、家长报告，更为犯罪分子实施犯罪提供了可乘之机。

　　打击犯罪、保护幼童，是社会各界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果我们的认识和行为只停留在对犯罪分子的切齿痛恨上，只停留在对一个个案件的嘘唏慨叹上，那么嫖宿幼女案只能是愈演愈烈。而相关职能部门，难道不该拿出更加实质、有效的行为和举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