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达赖是政客的人多过称他为“宗教导师”的人
达赖叛逃后，美国直到1979年才允许他第一次访美，上世纪80年代也很少让达赖来访。但从1990年开始，达赖平均每年访美两次以上。截至2007年，达赖共去美国35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胡仕胜说，通过这些窜访，达赖在世界上赢得了一些支持，但西方社会是非常现实的，达赖始终不过是他们用来要挟中国的一张牌。这从美国几番对达赖从重用变弃用就可以看出来。
早在1949年春天，美国驻印大使洛伊·亨德森就建议，“如果毛泽东的军队在中国取胜，美国就应准备把西藏看成一个独立国家”。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办公室也得出结论称，“如果共产党控制中国，那么西藏就将是亚洲大陆仅存的几个非共产主义堡垒，因此在意识形态及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不过，当上世纪70年代美国需要和中国搞好关系时，就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夕放弃了对西藏叛乱力量的武器和资金援助。
德国外交部的资料显示，德国是达赖窜访次数最多的欧洲国家，也是除美国外窜访次数第二多的国家。达赖第一次窜访德国是1973年，也是第一次前往欧洲，但并没有引起德国人的注意。德国媒体当时称他是一个“我行我素的政治家”。2007年，达赖窜访德国的频率达到高潮，先后3次访德。德国总理默克尔还在总理府会见了达赖，此举被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称为是默克尔的“橱窗政策”表现。
其实，不只是西方政客，很多普通西方人也只是把达赖看作工具。2007年春天，接受过达赖“摸顶赐福”的瑞典人约翰·格里奇曾希望邀请达赖到北欧参加一个经济论坛，他的目的很明确：达赖的出席可以扩大其公司的影响，达赖的赐福能给他带来“财运”。可当《环球时报》记者向他半开玩笑地问：“为什么不请教皇？”格里奇认真地回答说：“请教皇来会使一些人担心公司有宗教色彩，但请达赖喇嘛却不会，人们只会认为我的公司有实力，有政治背景。”看来，在格里奇眼里，达赖喇嘛只不过是其出名、求财的工具罢了，完全与信仰无关。
去年北京奥运会召开前，一名叫索尔海姆的挪威人在北极举起了代表“藏独”的“雪山狮子旗”，宣称此举是“为了激励在西藏及全球各地的藏族人”，同时呼吁“挪威政府和其他国家政府不必在意失去与中国的友好关系，要支持西藏人的独立斗争”。索尔海姆的话可谓“慷慨激昂”，但事后挪威媒体了解到，此人是一家极地探险公司的老板，当有记者因为他那番支持“藏独”的讲话而采访他时，他总是反复强调自己公司的名称和业务。而且，他那次到北极不是特意为了去“举旗”，而是陪客户去探险的。
“达赖不是一个纯粹的宗教领袖，他的主张和所作所为严重超出了宗教领域，而那些吹捧、追随达赖的西方人，也算不上是他的信徒。”中国的西藏问题专家徐明旭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徐明旭认为，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宪法”规定达赖是“国家首脑”，“这就说明它是政教合一的体制。达赖不仅是政治领袖，而且是中世纪最黑暗的政教合一体制的政治领袖”。他说，从达赖的言行也能看出他的政客身份。达赖曾表示，要在西藏建立“大西藏和平区”，其核心要求就是中国政府从西藏撤军，“一个宗教领袖居然提出西藏独立的政治要求，这就说明他从事的不是什么宗教活动，而是分裂中国的政治活动”。在徐明旭看来，在主要信仰基督教的西方世界，甚至是在信仰佛教的亚洲国家，藏传佛教的影响力并不大；因此很多西方人根本不知道藏传佛教是什么，他们支持达赖，表面上是同情弱者，但实际上不是被达赖蒙蔽，就是利用达赖来分裂中国。
德国东亚太平洋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胡尔曼教授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达赖曾经被西方人视为“和平的象征”，但现在西方称他为政客的人已经多过称他为“宗教导师”的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