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然在空荡荡的自习室复习，距离国考仅有几天了，他抓紧一切时间最后一搏。摄影 中国周刊记者 樊竟成 [保存到相册]
对王然来说，来这所研究生院最大的价值，就是为自己“考碗”找了个自习室。
“考碗族”是指到处参加公务员考试，不考到一个“饭碗”不罢休的人。
还没到考试周，图书馆里已经人满为患。书海里占大头的，是公务员行测和申论考试资料。11月24日的国考将至，大家都在做最后的冲刺。
研一刚开学两个多月，他也逃课了两个多月，成天泡在这儿复习国考。班上的同学，几乎都不知道还有他这么一个人。
花高昂的学费却不来上课，多少有点资源浪费。但他不这样认为—等到研究生毕业，自己一样还得考公务员，多耗三年时间金钱，才是真正的烧包。
他已经考过五次，如果这次成功了，王然决定立马退学。
“也算小资生活”
一副薄边眼镜配上眉清目秀的模样，王然文质彬彬的。
采访当天，他早早迎在校门前。进教学楼的时候，他放缓脚步站下，微微欠身，伸出左手做了个“请”的动作，让记者先进门。 到了休息室的桌子前，他快步拉出椅子，以同样的姿势招呼：“您先坐。”
选择走公务员这条路，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本科期间，他一直担任班上的团支书。大三大四两年，因为党支书忙着外出实习，班里的党支部活动、思想汇报，都由他来牵头组织。
大家都在找工作，参与热情不高。他得费劲巴拉挨个电话通知。日子久了，一有啥党务工作，辅导员索性直接找他干。
他摊了摊手：“这种费力不讨好的活儿，我不干谁来干?”不过，从语气和表情透露，他挺怀念那段日子。
“脑袋不小，你小子以后是块当官的材料。”小时候，家里人经常摸着他的头这么说。因为是长男，长辈们很重视王然的家教。
王然的老家是一个距离成都市几十里外的偏僻县城。10岁时，王然的父母就去了浙江做小生意，只有过年才回来。老家的墙上，贴满了他从小到大拿过的奖状。每次有客人拜访，参观这面奖状墙时都会赞不绝口：“以后肯定有出息!”
懵懂时期，他觉得家里“最有出息”的是他二大爷。
那时候，二大爷从当地教育系统调入镇政府，几年后成了镇长，后来又升入市里任职。他记得，这位胖胖的长辈有点谢顶，头发抹得油光锃亮，整天一身西服皮鞋，说话口气和蔼，慢条斯理。他平日里很忙，经常有陪酒应酬，一见王然，就50块、100块地递零花钱给他。而带他下馆子，吃完饭结账，向来都要开发票。这时候，老板会推脱递过来的饭钱：“不用不用，先记账本上吧。”
“给人感觉很儒雅，活得很潇洒。”王然评价道。他对公务员最初的理解，就是“当官的”。
从初中到高中，王然的成绩一直排名年级前列，大学本科读的是新闻系，主要理由是因为填报志愿时，发现这是学校里分数很高的几个专业之一。
虽然学的是新闻，但他认为自己性格和条件，挺适合做公务员：“工作稳定，可以回家离父母近一些，而且老家还有点关系。
此外，如果想往上走，努力干出点成绩结识些人脉，还是有机会的;如果不习惯官场的争斗，到时候可以选择独善其身，一辈子做个小公务员，在我们那儿也算是小资生活。
“典型的万人坑”
其实，考公务员是也被现实逼出来的。
此前只知道刻苦学习的王然，在大学宽松的环境里，渐渐“迷失堕落”了。“四年的时间，大部分花在了电脑游戏上。”
大二那年暑假，他有过唯一一次正经八百的实习经历，去电视台帮忙做节目策划。几个月下来，自觉没啥收获，就主动离开了。渐渐地，他发现自己对新闻这行当并不是特别感兴趣，“没有追问精神”，“不太适合干新闻这行”。
大四那年，因为经济形势不景气，就业形势严峻。和很多为找工作发愁的同学一样，他也做了两手准备，一边考研，一边复习公务员资料。
精力不够用，这是他第一次国考失败的主要教训。
2012年11月份，他第一次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报考单位是成都市金牛区税务局。他并没有选择老家县城里的岗位。“当时心气儿很高，要么留北京，要么去成都市里当公务员。”他解释，“唉，太理想主义了。”
这个岗位录取率是300：1，全国各地都有分考点。去中国政法大学考试那天，他带着高考时候的手表，现场也跟高考似曾相识，人挤人，入考场前都还一个个抱着资料看。
成绩出来，惨不忍睹，他已经预料到了：“就当练手长经验吧。”
2013初，他结束了研究生考试，自我感觉不错。成绩还没出来，王然打算再去试试北京市公务员考试。他报考的目标是海淀区地税局。录取率是120：1，理论上比成都金牛区税务局算是容易些，可竞争仍然残酷。
“海关、地税和国税，这些单位是典型的万人坑，因为报考的人太多了。”他说。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跳进了坑里”。那个“税”字，给他第一印象就是“很有钱”，万一运气好呢?
有了第一次的经验，他这次花了不少时间，复习得很细致。
他个人感觉，北京的试卷内容比国考相对简单些，但题量非常大。拿到卷子他便飞快地写，遇到不会的就跳过去，就这样还险些没做完。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考场里一个女孩还在玩命地涂答题卡。考试期间，王然扫过她一眼，当时女孩可能被某道题难住了，迟迟没往下写。
收卷子的时候，监考老师跳了过去，去收她后面的。十几秒后再回来，就开始强行收答题卡了。“老师，让我再涂一会儿吧!”她拽着没松手，眼泪一下流出来，但有大半没涂完的答题卡还是被夺走了。女孩只能呆呆地坐着抽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