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存丰说，已经探知李一前往长沙，并没有想到他还会回家来拿东西，所以，在民警守到凌晨3点的时候，清楚地看到从李一家所在的单元走出一个男子，也并没有确定他就是犯罪嫌疑人。
为了便于办案，协警杨宗被临时调往蹲守现场，在确认有人半夜出门时，杨宗受命进行跟踪。“当时看到的人比较瘦，没有想到他就是李一，当时只是认为可能是与李一有关系的相关人员，跟踪他就是希望能顺藤摸瓜，找到李一，没想到就是他本人。”陈存丰说，杨宗步行跟踪李一到某KTV附近时，李一上了一台的士，杨宗也立即打的，跟在李一的后面。
“跟踪到建设路口后，发现李一的的士往株洲方向开去，我就向副所长莫滔报告怎么处理，得到的回复是继续跟。”杨宗对记者说，在株洲火车站，他果断地下车拦住了李一所乘的士，和随后赶到的副所长张加平一起对其进行控制。
“从他随身携带的包里，搜出了一把30公分长的军刀，同时，在他的裤腿上，还有新鲜的血迹，所有证据表明，他就是李一。”随后，警方又很快从他的包里，搜出了2张身份证和2张银行卡，以及多张印有某保险公司名头的李一名片。至此，制造“3·10血案”的犯罪嫌疑人李一落网。
》》 案件警示
不良情绪需及时疏导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著名心理治疗师钟亮红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这起因爱生恨的悲剧表示十分惋惜，同时对其现实的社会警示意义作出了专业分析：
李一和黄幸因恋爱目标发生变化，李一期待将爱情继续，黄幸在交往中则感觉彼此个性的不合适坚决终止恋爱关系。悲剧的发生，源于李一对分手事件存在不合理的认知，或者说存在认知的缺陷。当黄幸提出分手时，李一认定黄幸对自己存在欺骗行为，以及产生否定自我的心理，从而滋生了毁灭报复性的心理及做出极端行为。
导致出现此类心理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李一自我价值感较低，存在一定程度的自卑心理;二是李一在原生家庭可能缺少榜样力量，在成长过程中当家庭成员彼此发生冲突时，家长可能习惯以消极情绪化的方式或极端的观念与之互动，也就是说李一可能没有学习到如何与自己的消极情绪及负性事件连接，没有学习到当出现问题时有多种方式面对问题和解决问题;三是李一可能缺少强有力的社会支持体系，如果李一身边有一些积极向上的交好朋友，当出现失恋事件时，可以给予及时的心理支持，使情绪得到合理的宣泄，并给予积极的引导;四是李一自身的心理状态问题。
从整个事件看，黄幸对于分手的处理方式也存在一定偏激，采取拒接电话、QQ拉黑的极端方式加剧了李一的极端报复行为，加重了李一原本就自卑的心理;在交往过程中若发现彼此不合，黄幸若通过理性和尊重对方的方式结束恋情，这起悲剧也许可以避免。
通过李一和黄幸的悲剧事件，我们需要学习和了解正确的爱情观，恋爱是双方的事情，你情我愿的恋爱才能修成正果，彼此尊重的爱情方能长久，每个人都有接受爱或拒绝爱的权利，爱或不爱了都应尊重自己的感受以及尊重对方的决定。
钟亮红建议，当失恋发生时，一是找到要好的朋友给予心理支持，倾诉心中的不良情绪;二是转移或分散注意力，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及积极的事情，比如出去旅游、运动、唱歌等;三是提升自我，提高自我价值观，以宽大的胸怀看待失恋;四是寻求专业的心理协助。
(文中除警方办案人员外其余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