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批转收入分配改革意见，要坚持市场调节、政府调控。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各有关部门要抓紧研究出台配套方案和实施细则，及时跟踪评估政策实施效果。国务院批转收入分配改革意见。到2020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实际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力争中低收入者收入增长更快一些，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6日《新华社》)
国务院批转收入分配改革意见(下称“意见”)，而不是出台改革方案和实施细则，释放的信号是显然的。首先，是对民众强烈诉求的良性回馈，体现中央抚慰民生的决心与意志，也是给等了9年之久的公众一个交代。其次，是意见而非方案，意味着这一改革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公众依然需要耐心。其三，“意见”是原则性的，但也提出了具体细化的目标。“意见”所涉7个方面的内容，如果能够执行到位，中国收入分配实现公平的民愿可期。
下有所愿，上有所为，改革就会收到成效。过去30多年，中国的改革主旋就是改革;未来10年，中国实实在在的发展依然要靠改革红利。由是观之，收入分配改革，是调整中国社会公平，和谐阶层关系，打造稳定型社会根基的重大举措，也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因此，这一改革不容缓行，而且不能摸着石头过河，而必须用开放的思维，拿来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在中国进行具体高效地实践。
发达国家的基本经验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阶层有别，并非平均主义。但是在二次分配环节，可以通过财税杠杆来调节收入分配差距。而且，还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全民福祉的托底。最关键的，他们已经形成了法治社会和公民社会，权力无特权，资本讲规则，公民讲权利。可以说，上层建筑的理性涵养了公平的社会环境，阶层收入的差异化也被视为常态。正因为如此，美国的贫富悬殊，并未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中国的收入分配改革，表面看是提高居民收入的量，即所谓的提低、扩中和降高，但实质上如果没有公平的社会治理，即两个社会(法治社会和公民社会)的托底，这样的收入分配改革难达实效。其实，这些年农民工的工资和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工资一直再涨，但公众还是觉得不公平，基尼系数依然处于危险高位。根本原因在于：一是法治社会的建设还有欠缺，因而导致贪腐盛行，资本嚣张，官商合谋;二是公民社会还未成为全民的生活方式，因而侵凌权利事件层出不穷。公民的权利意识也处于感性莽撞时期，既发挥着对权力正面倒逼的监督作用，也释放出让人不安的民怨戾气。
再加上市场紊乱，不同所有制之间存在权利落差，垄断行业和占得市场先机者的收入远远高于普通阶层，加之财税调节手段缺位和不足，从而造成了独特的中国式的收入分配不均。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既要关注收入量的增加，更要注重社会治理质的提升。而法治社会的构建和公民社会的完善，才是改革的重中之重。如果没有“两个社会”支撑，仅仅提高中低阶层收入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贪腐的官员和无良资本，可以通过法外特权攫取更多社会财富，从而导致各阶层收入水涨船高的更大差距，发酵更加不满的社会情绪。
收入分配改革到了不改不行的关键时期，但越是如此，改革的步伐更要稳健一些。原则的意见，要靠系统化的方案和实施细则转化成现实的改革成果。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收入分配改革不是单纯的涨工资改革，也不是“平均主义”的回归，而是寓于中国社会系统化的改革之中。
中国社会处于震荡期的多元属性以及收入分配差距急剧拉大的严重性，不允许中国的改革一个个来，按步就班地收获改革接力的红利。而是要将所有改革融进一个系统里，同步展开，有序进行，凝聚改革合力。所以，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和实施细则，就要突破单项改革的误区，和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五位一体”的建设实现和谐共振，实现法治社会、公民社会、收入公平等系统性改革红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