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在一个全球共同面对的疾病面前，每一个人应当都有自己的责任，比如说我们就看这位小伙子，我们可以说他在整个环节中有很多地方，他可以直接去相关的机构，但是我们不能责备他，因为最后还是他自己选择了去医院这种方式。
白岩松：
但是你可以做好多的设想，比如说也有报道，当然后来这是未经证实的，有报道说他后来跟朋友说，其实在北京的时候，他就觉得不舒服，如果要更早地报呢？当然这只是报道，我们只是转引这个报道，但起码到了成都机场的时候他没有原地停留，如果要是原地停留，寻找机场的帮助的话，就不会把类似老爸、女朋友、出租车司机，包括医务工作者直接给扔进去，直接给隔离起来，因为机场会迅速的就地处理。
我也注意到一个细节，比如说就地、原地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昨天北京开始寻找跟他同机的人的时候，一旦联系上了这个目标，就要告诉他原地不动，只有原地不动，你才不会接触更多的感染者，就是有可能带来更多的感染者。所以在这个时候发现，面对疫情，在前哨战的时候，政府起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你把矛头都应该盯他身上，你必须把这个事做好。接下来变阵地战的时候，政府依然要扮演它的角色，就像钟南山院士说的，除了相关的政策以外，技术赶紧要有更替，政策是不是需要改变，仅仅靠测体温不够，但是公民的责任又来了，你在这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涉及到你的时候，你配不配合，这很重要。
主持人：
这就考验每一个公民，在共同面对一个疫情的时候，你应当做什么，在个时候，一方面我们，我们要做好保护自己，但是另外一方面，当涉及到你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
白岩松：
是啊，这就涉及到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道德方面；另外一个，其实也有法律的约束，这可不是一个光有道德的约束。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到现在，由于这个患者涉及到的人数是382个，包括他自己比如383个人。到现在为止，比如今天下午5点半我就接到北京市发的短信，你肯定也接到了，接到这个短信的时候又喜又忧，喜的是什么呢？喜的是政府它已经把这个面用各种手段，包括我在电视上已经看到在打的字幕。忧的是什么？一定还有很多人没找到，很多人没找到的时候，现在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他不知道这个资讯，登机牌也扔了，脑海中根本没有一个，我是坐哪个航班或者怎么样，也就是说经过了这一天多媒体高密度覆盖的情况下，他依然不知道他跟这个人是同一个飞机的，有，但全部都是这样吗？就是没找到的，我不相信。好了，还会有一部分人是这样，麻烦，对吗？觉得麻烦，知道了我跟他同一飞机，麻烦，又要隔离，因此没有主动配合。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个问题，有很多人是填了入境卡的健康声明，健康登记上也许有虚假信息，一是说他自己没事，这可能真没事，二是如果到了中国之后能找到你，在哪儿找到，填的是虚假信息，有可能有的人，否则不会出现这么多人没有找到的情况，我希望到现在为止，这个比例已经变得很小了。
主持人：
我就是写的不是真实信息，而且当时我的体质不好，我写的是好，我能面对什么样的可能性？
白岩松：
是啊，刚才咱们谈的还是一个道德的约束，其实在相关的法律上也有约束，比如说从国境卫生检疫法的实施细则来说，就包括隐瞒疫情或者伪造情节的，处以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当然这还仅仅是罚款。包括国境卫生检疫法也明确地说，根据情节轻重要给予警告或者罚款，什么情况呢？逃避检疫或者向国境卫生检疫机关隐瞒真实情况等等，因为这个时候如果个体要不配合，提供虚假信息，现在就两种方法，现在为止，一个是测体温，另一个，你填一个健康卡，健康卡里包括两种信息，一种信息是你是不是有不舒服的症状；还有，过去你有没有在美国或者在墨西哥，或者哪儿，跟有这个病的人有过接触；另外一个要写清你的地址和联络方式。现在一个很大的挑战是我们的身份证上的地址跟实际的居住地往往不是一回事，所以在昨天这个案例一出来的时候，北京市有140多人，分布在14个区县里头，你看刚才的片子，连夜再去找的时候，发现有相当多的人是对不上号的，找是一个非常难的过程，因为目前的中国的确，身份证跟自己的居住地的反差是很大的。所以在入境的时候如何填比较真实的信息是你公民的道德责任，也是法律约束下你应该承担的东西，如果在这个时候，公民不配合的话，隐患是非常大的，公民这两个字，一个公字就不光是自己。
主持人：
刚才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说，在任何一个大的危机面前，没有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其实每一个人也是这样，你貌似这件事离你远，但是你怎么知道它就离你真的远。
白岩松：
而且它有的时候是表面上你去好像麻烦，又要给我隔离，问题是现在你跟谁在一起，也许跟你的孩子在一起，也许跟你的家人在一起，假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