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法制晚报》）
定性为“嫖幼”，从严从重体现在哪里？
公众真正担心的是，此案在今后审理中遭遇实质正义的尴尬。而这种担心并非多余，因为“习水性侵幼女案”被当地检察院定性为“嫖幼案”。如此看来，即使在“从严、从重”依法在“量刑范围内顶格处理”的批示下，若“习水性侵幼女案”最终仍以嫖宿罪定性，那这本就有放纵犯罪之嫌，最后又能“严、重”到哪去？
若我们的视线不局限于此案，就能发现该案只是当地权力失序乱象下的一个必然中的偶然。从胁迫卖淫的袁莉口中，我们知道此次涉案的干部其实都是她“开旅社”时就结识的一批“资深嫖客”中的几个“倒霉蛋”。若顺藤而上深入调查，当地权力失序、利益勾连格局下腐败奢靡非法乱象，肯定远不止于此。正是这样的权力格局，导致了受害者不但有冤难申，还得避走他乡。非得省里下来的“密探”捧着“尚方宝剑”才使案情大白于天下。
这样的权力失序让民主与法制深度蒙羞，这也容易导致底层沦陷，造成人们的情感断裂。而受害者，也不仅是本案中几个无辜的小女孩及其家人，若生活在民主氛围和法制尊严遭受严重污损的水土之上，那么每一个无权无势的公民，都可能遭到无妄之灾而申诉无门。每个人都会沦为潜在的被权力强暴和凌辱的对象，这想起来都让人不寒而栗。希望“习水性侵幼女案”最终能以司法正义为我们重塑信心。 李晓亮
“强奸”何以变“嫖幼”？
习水县检察院陈姓检察长在回答记者“为何不以强奸罪而以嫖宿幼女罪起诉”的问题时说，那是为了更严厉打击犯罪，因为嫖宿幼女罪的量刑起点是5年，强奸罪的起点为3年。笔者认为陈检察长的说法带有一定的迷惑性，原因在于他只向民众介绍了最低刑，而闭口不谈最高刑。
按法律规定，强奸罪是一个远远重于嫖宿幼女罪的罪种，它的法定刑有两档：一档为3年至10年有期徒刑，一档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而嫖宿幼女罪的法定刑只有一档，即5年以上有期徒刑，最高刑为有期徒刑15年。
从陈检察长的说法中知道，那些人的强奸罪是构成的。但是，有必要追问的是，他们奸淫幼女的情节算不算恶劣（当地政法委书记说“比杀死几个人还严重”）？倘若这些情节属实，则完全有无期徒刑、死刑的适用余地。况且，《刑法》规定，奸淫幼女的，应当以强奸罪从重处罚，即使很一般的情节，也可判处接近10年有期徒刑的刑罚；而嫖宿幼女罪的一般情节应在5年、6年有期徒刑之间判处。试举一例：假使某人奸淫幼女多名（也付了所谓的“嫖资”），即以嫖宿幼女罪按严重情节判处，最高也只能判有期徒刑15年，而依强奸罪中奸淫多名幼女的情节，最高则可处以死刑。
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对袁莉不认定为强迫卖淫罪（或组织卖淫罪），而以引诱、容留卖淫罪（最高刑只有有期徒刑）起诉，也是为了达到不由中级法院审理和最终没有死刑的刑事责任的结果，从而达到降低该案社会影响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