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上海地铁９号线上采访的上海市民钟鸣昊就说：“这样的事情确实令上海人觉得脸上无光，而且乘坐这条地铁线的也是大学生、白领居多，真不知道这样的尴尬是怎么发生的！”
同时也有人指出，地铁办图书馆是在做一件好事，但好事也应有好的制度，需要管理配套，不能把丢书事件完全归咎于公民素质低下。
余海说，地铁丢书事件也启示我们，在提供公共服务时，仅有好的意愿是不够的，更要有好的社会管理制度配套，才能把好事真正做好。
在上海《新民晚报》近日发起的讨论中，不少老百姓也对把“丢书事件”和“国民素质”挂钩表达了不同意见。市民谭浩俊认为，管理者应该反思制度设计不完善的地方，才能把“好事”真正做好。“假如宣传工作做在前面，假如多设一些图书回收箱和回收点，假如能够适时提醒，一些新乘客出于无意的带书下车行为，自然会减少”。
上海地铁运营公司党办主任宋理强说，上海地铁办流动图书馆，主要出于三方面考虑：首先，９号线间隔时间长，平均达到１２．５分钟，考虑到乘客等候时间长，通过提供有益读物提高地铁服务水平；第二，这些刊物大多是过期书刊，但还是有较好的阅读价值，可以通过办免费图书馆把这部分闲置资源利用起来；第三，通过创办地铁图书馆，进一步提升地铁文化建设，营造上海地铁的文化氛围。
宋理强表示，上海地铁部门将进一步对流动图书馆进行宣传，让更多乘客了解，让这项文化便民措施更好为乘客服务。
也有人指出，上海地铁近期也推出了免费借伞服务，但雨伞归还率就很好，主要是由于借伞需要进行简单登记，而借书则不需要任何手续，正是这种管理制度差异导致了两者大不同。但地铁方面表示，“暂不考虑用登记的方式来管理图书馆，这样会让地铁图书馆创办的初衷打折扣，文明自觉最可贵，也是大都市市民应有的基本素质。”
负面事件背后：也给“文化灯光”一个机会
连日来，地铁图书馆所引发的公民素质之争，吸引学者加入其中。上海著名社会学家顾晓鸣笑言，“别急着对老百姓泼脏水！”
他认为，丢失的毕竟是书籍读物，文化产品，进行有效流动从某种角度也会产生有益的效应。“应该给暂时的丢书现象一点空间和谅解，不要一味指责。”
顾晓鸣分析说，地铁图书馆的制度设计本来存在问题。一方面，中国的地铁和国外不同，乘客的流动性非常大，每天可达百万流动人口，对比如此庞大的“地铁流动大军”，地铁图书的理论返还率本来就很小。因此，“中国搞公共文化服务，就不能照搬国外办法，而是要自己调研国情，进行制度创新”。
他认为，地铁丢书未必都是“偷”。很可能是因为乘坐地铁只有短短几站，乘客手中的书来不及看完，所以拿回家中，需要更长时间才能返还。而其余的部分也许是乘客怕麻烦而不还书。真正恶意“偷书”的比例应该也不高。
“书的流通很复杂，我们不能以小农经济的眼光去看待这件事，认为一本书价值１０元钱，它流失了就损失１０元钱。恰恰相反，一本书如果被１０个人阅读，它产生的效益将大大提高到１００块钱！”顾晓鸣说，上海地铁图书馆丢书引起关注是好事，能够让全社会反思我们的阅读现状、阅读战略。
他指出，阅读本身就是提升全社会文化、文明素质的最佳途径，世界各国都为推进本国国民阅读水平而各出妙招。１９７４年，联合国曾发起一项活动促进阅读，给每个购买家具的家庭都免费赠送一个书橱，这项活动非常成功地帮助许多完全没有阅读习惯的家庭爱上了读书。然而，与之对比，我国虽然也不断开展全民读书运动，但从国民阅读率不断下滑来看，读书在现代中国人的生活中正在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足以说明我们没有想出让公众热爱读书的足够好的办法。
当代的“孔乙己”困境虽然确实有点令人尴尬，“顺手牵羊”毕竟不是磊落之举，但顾晓鸣呼吁说，地铁图书馆要“沉下心来，细水长流”，不要计较一点损失，应把这项利民利国的阅读工程坚持下去。
另一方面，全社会还要多一点像地铁图书馆这样的制度创新，因为知识经济、文化的传播自有其“灯光效应”。因为文化有光，但只有灯下有人才能被照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