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 炯绘
人所皆知的是：从事科学研究一定要静下心来。但在如今的科研资源配置模式下，能争取到经费的，分外吃香；埋头做学问的，无人理睬。正所谓：“活动家”，大行其道，搞基础研究的，反而灰头土脸。
来自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的李林芳说：“前几年，我们所里搞基础研究的，有点灰溜溜的感觉。”
他认为，国家一定要重视基础研究，不能只搞‘短、平、快’的东西。如果不做基础研究，就是违背科学规律。基础研究可以促进科技储备，是可持续发展。我国是大国，人家不把关键成果、核心技术给我们。基础研究哪怕三年五年不冒泡，也一定要舍得花钱。所谓创新集成，就是发挥基础研究的结合优势。只有整体实力强了，才能整体提高。如果只是某个方面单兵冒进，就会出现短板效应。我们常讲中国和发达国家有“２０年的差距”，其实就是集成优势的差距。
他以有机化学为例：“有人讲有机化学是‘调料’、‘味精’，没法唱主角。但是每一道菜都需要你，否则就出不来那个味道。大庆油田在老油田找油，就要加我们所研制的催化剂，这个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蔡子君 绘
专家们认为，加强基础研究的关键是人才培养，但是现在的体制是“鼓励”浮在上面的人，而不是潜心科研的人。
“我要问，我们科技领域需要的是伽利略还是黄禹锡？”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海洋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汪品先说：显然是需要伽利略。伽利略有伽利略的培养法，他不是为了其他什么目的，就是喜欢钻研，闲不住，喜欢挑战权威，而我国目前能有这样的环境培养伽利略这样的人吗？
汪品先认为，现在热爱科学而做研究的人很难找，浮在层面上的人多数不是认真搞科学的，而是活动专家、关系专家。
他同时叹息说：“年轻人不去申请经费，没有奖金，就什么都没有，不要说搞科研，连房子贷款都还不了。只要有了成果就可以换钱，换钱用来还贷款。真是斯文扫地。”
科研成果评价机制需要改革
科研经费配置导致种种乱象的另一个原因，是缺乏科学的科研成果评价机制。
高教研究专家、华东师范大学唐安国教授认为，诺贝尔奖的评审机制有两个重要特征值得借鉴：第一，公示制度，主动引入社会反方机制，有质疑都可以提出来，提出来都会有调查，在查清前不会颁奖。有很多研究成果在公示与得奖之间，等待了少则几年、多则几十年。第二，推荐人制度，诺贝尔奖评委会有一个专家库，专家都是以人格担保独立推荐，推荐后评委会在其中不断筛选。
但是，我国当前的科研成果评价体制问题很大，不是以社会效益、市场效益看成果，而是盲目崇拜学术权威。同时，“小圈子”现象突出也阻碍了鉴定专家说真话。２００６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现了“汉芯造假”事件，震惊一时，成为近年来最典型的科研造假事件，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就是科研成果评价环节上出了极大漏洞。
汪品先说，现在的专家鉴定评审流于形式，全说好话；一些专家滥用“院士”等名头，在不熟悉的领域信口开河、乱开支票。做鉴定专家太为难。专业领域的圈子是很小的，鉴定专家自己也有很多东西要评审，他们这次不给人家通过，他们的学生以后的项目，包括自己的项目也得经别人评审。如果太过认真，倒霉的还是自己。
汪品先说：“我参加过一次８６３项目的专家鉴定会，课题组要做一个２０米长的海底取样机。我发言说，法国人都已经做到５０米了。你们至少要把情报收集齐了再说，我可以帮助你收集资料。结果，那次评审会砸了。第二次评审会，重新再评，我还敢去吗？我推说我没有时间了。这些评审会都是形式主义，事前都已经定了。” 出于对科学的负责，汪品先院士说他现在基本不参加评审、鉴定之类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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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品先又举一个例子说：“上海一家单位要我去评审他们的项目。我是评审委员会组长，他们要我定他的项目达到国际先进。我想我不能签字，对方乞求说，如果这个项目不签国际先进，别的项目都按照‘惯例’来评为国际先进，这个项目就不可能有发展了。我后来真的非常狼狈地签了下去。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情我都不去。但我不去有人去，在圈内大家都知道哪些人好说话，哪些人不好说话。”
汪品先教授认为，科研成果是很难在短期内作出评价的，即使作出来也往往有偏差。我们一定要克服浮躁、大跃进的心态。反观诺贝尔奖，大多是过了几十年才评定颁发的。
熊丙奇说，以行政力量主导的学术资源配置方式，以政绩为导向的学术指标考核体系，使学术偏离了本身的规律，在这种模式之下，再多的科研投入，也难以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因此，对于我国学术界和教育界来说，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还一厢情愿地测算究竟何时可以获得诺奖，相比日本的“狂妄之言”来说，更不现实。所以，先想想如何改造当前的学术盐碱地，让学术回归学术本位，这才是教育界和学术界更应该做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