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玛丽亚·索不是部落里最年长的人，她还有个叫玛丽亚·布的姐姐，已经一百多岁，几年前被子女们送到山下的敬老院。在玛丽亚·索眼里，被送下山的姐姐很悲惨，因为她被迫离开了故土。玛丽亚·索不想知道敬老院是什么样，因为她不会去。
玛丽亚·索特别恨酒，因为这个东西夺走了她很多族人的性命，其中包括她的两个孩子。她的大女儿柳芭是部落里的第一个大学生，从中央民族大学美术系毕业后到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当美术编辑。柳芭不喜欢城市，她想念山里的亲人和驯鹿，所以她开始和山上的大部分猎民一样酗酒。１９９２年，厌倦城市生活的柳芭回到了山里，当起了猎民。２００３年８月１１日的下午，有人发现她淹死在不到膝盖深的河里，岸边有一堆没洗完的衣服和一个装白酒的矿泉水瓶。
玛丽亚·索的一生都在山上度过——她的亲人埋葬在山上、她的驯鹿放养在山上，所以她不愿下山，她排斥山下的生活。但很多人说，玛丽亚·索去世了，就没有人再固守在山上，她的猎民点就该解散了。
年轻猎民不想再进山
来自各地的摄影师为敖鲁古雅鄂温克族老猎人阿荣布拍照。 张文秀 摄
内蒙古根河市政府免费为敖鲁古雅鄂温克族老猎人阿荣布的驯鹿生产和民俗旅游点安装了太阳能电池板。 新华社记者 李欣 摄
已经是上午时分了，山下的移民村里，在互联网上畅游了一个通宵的伊苏还在昏昏沉沉地睡着；而在距这里１３０多公里的森林深处，比他大４岁的哥哥伊列早已走出撮罗子，开始了一天的劳作－－看护散养在森林里的２０多头驯鹿。
虽说兄弟俩从小一起上学到初中毕业，但如今２４岁的伊苏和哥哥伊列的共同语言却越来越少了。伊苏说：“伊列说的事，我不爱听。净是森林里的那些事，从爷爷那里我早就听够了。”而伊列说：“伊苏说的那些事，我听不懂，什么互联网、周杰伦、成龙，跟我有什么关系？”
这种兄弟生分主要源于不同的生活之路。伊列长年在森林里从事着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古老生产方式－－放养驯鹿，而伊苏则留在山下的城里从事一份清洁工的工作。
如今，在奥鲁古雅鄂温克族１００多名“８０后”年轻人中，像伊苏一样留恋山下生活的人占多数，而像他哥哥一样愿意回到大山去养驯鹿的人已不多。“山下的生活这么优越，为什么还要上山挨冻受穷呢？”伊苏说。
移民新村现在成为了一个旅游景点，每年接待游客数千人。一些下山的猎民开办了家庭旅游点，一些猎民通过向游客销售驯鹿产品和民族工艺品而致富，还有一部分猎民在乡政府所在地打工挣钱。
来自内蒙古自治区根河市的消息，自２００３年８月生态搬迁五年来，奥鲁古雅鄂温克人均纯收入由１７９２元增加到２９５６元，鄂温克猎民的生活质量实现飞跃。
面对敖鲁古雅鄂温克人的新生活，５３岁的猎民阿荣布亦喜亦忧。“看到许多年轻人生活得很现代，不用吃风吹日晒的苦，得了病又有医生给治，让人高兴。但是如果没有人上山养驯鹿，不会说鄂温克语，不会用桦树皮做生活用具，敖鲁古雅鄂温克人就不存在了。”
“最后驯鹿人”能否守住最后的山林家园？
“提高猎民的生活水平就一定要以彻底改变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作为代价吗？”、“离开了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这个民族的文化还能生存吗？”、“能不能找到更好的办法，让他们在改善生存条件的同时保留民族的传统文化？”……让奥鲁古雅鄂温克人放下猎枪下山定居的举措，一直争议不断。
从上世纪５０年代开始，随着大量移民的涌入和森林采伐量的激增，包括奥鲁古雅鄂温克人家园在内的大兴安岭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可捕捉的猎物越来越少，猎民狩猎越来越困难。虽然下山前他们一直握有猎枪，但很长一段时间，只有驯鹿是他们活命的保障。如今，山下的生活对驯鹿的放养带来挑战，很多人已不再养驯鹿。
“保存一个民族的文化，最重要的是保存他们的文化形态，而文化形态是存在于日常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中的。如果这个没有了，文化也就只能存在于文献和博物馆中了。”达斡尔族音乐人诺敏说。
相比于为最后狩猎部落命运担忧的社会学家，身为奥鲁古雅鄂温克人的张丽则乐观得多。这位大学毕业后回到部落从事旅游业的女子说：“我们这支民族人口实在太少了，即使不下山，人种也会退化消亡。享受现代文明的成果没有什么不好，即使是让我的族人引以自豪的放养驯鹿的技艺，只有在现代技术的帮助下才能越来越好。”
她告诉记者，奥鲁古雅鄂温克人的驯鹿是中国唯一的驯鹿种群，由于常年来驯鹿种群近亲繁殖、喂养的饲料单一等原因，即便有了山上的专门为放养驯鹿而设的猎民点，但驯鹿养殖业发展也极为缓慢。为解决这个问题，国家邀请同样有放养驯鹿传统的芬兰专家，对驯鹿的血清和血样本进行研究，还从北欧引进优良品种，以提升和优化猎民驯鹿种群的品质。
“时代在进步，奥鲁古雅鄂温克人也应该随之进步。一些传统的东西可能最终会丢失，但我们会尽力留住民族的优秀文化。”张丽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