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均年龄70岁，10年挽回5000万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崔瑾月
“我们今天去了县里几个学校食堂‘卧底’。有所小学每月收每个娃娃340元伙食费，只管一顿中饭，吃的就是白 菜、土豆、萝卜之类的菜，一顿饭成本不超过3块钱；有的学校食堂直接给学生吃冷饭！娃娃们的健康怎么能有保证呦！”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刚刚拨通“爷爷维权团”创办人皮志贤的电话，老人在电话那头已经维起权来。“我们打算明天就去找县领导 反映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了，再找你们媒体，给他们曝光！”
皮志贤今年83岁，重庆市垫江县人。10年前，他和身边的一群老人成立了“爷爷维权团”。如今，这支维权队伍 已有18位成员。10年来，“爷爷维权团”为当地百姓成功解决投诉1230起，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近5000万元。
“比遛鸟、钓鱼更有意义”
“爷爷维权团”人员的平均年龄超过了70岁。皮志贤向记者介绍：“我是这里年纪最大的老头，1998年从石油 公司退休，没过多久就干上了维权这个事。”
十几年前，皮志贤发觉自己所在的垫江县桂溪镇水、电、煤气收费不合理，“心里总有这么个事，觉得不痛快”。他 和几位老人一起去调查，结果发现他们这几个县区经济水平低，水、电、气的收费却高于周边地区。这在别人看来，除了抱怨 几句，只能无奈接受。“都是大企业，谁管你这鸡毛蒜皮的事情。”周围邻居说。可皮志贤和这几位老人，硬是不认这个理， 他们要在物价的问题上 “讲一讲公道”。
1999年，几位步履蹒跚的老人，跑到当地国有企业的办公室，对水、电、气收费提出质疑。他们的举动对企业来 讲，还是头一回。“那些坐办公室的人，都给我们白眼。甚至有人说，我们是胡来，添乱，是‘搅屎棒’。”皮志贤说。他们 被连哄带骗地赶了出来。然而，皮志贤并没有放弃。几天后，他发动垫江县桂溪镇705名消费者，直接把报告送至国务院有 关职能部门请求解决。
“可能是声势大吧，政府一看，很快就给我们批复了。”皮志贤自己也没想到，这份报告居然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高度 重视，重庆市委、市政府责成垫江县政府进行调查处理。“后来，垫江县召开了首次价格听证会，对水、电、气的收费标准作 出了改革。现在我们这里废除了按总表计量收费的方法，改为按一户一表计量收费，比以前合理多了。”
第一次维权大获成功后，皮志贤有了信心，从此他把“维权”这件事放在了心上，他的身边也开始聚拢起一批老人。 “都是些志同道合的老人，我们就觉得人老了，做些维权的好事，总比在外面遛鸟、钓鱼、喝茶、打牌有意义多了。”
“爷爷出马好办事”
“其实我不是‘爷爷’，我今年只有40多岁。”肖漠语是“爷爷维权团”中最年轻的成员，曾在新闻媒体供职。“ 我被这些老人的事迹所感动，加入他们，是想帮助这些老人做更多的事情。”他告诉记者，“爷爷维权团”里藏龙卧虎，“皮 志贤是带头老大；赵守钟以热心出名，百姓都喜欢找他诉苦；欧朝富懂法律；吴良仕擅写作；盛志纯胆大心细。”
在长期的维权斗争中，老人还总结出了自己的一套方法和窍门。
“第一招，就是做好细致的前期调查工作。在政府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维权，取得官方支持。”皮志贤说，2005 年，“爷爷维权团”成员盛志纯发现是电力公司在农网改造工程中，存在严重侵害农民利益的现象。农网改造是国家针对当时 农民用电水平，每户居民按1至2千瓦用电容量进行的一次增容。按规定，每个用电户不得超过200元，但事实当地居民最 高收费达到了700元。“电力公司在收费这个事情上有猫儿腻，大部分百姓不懂政策，不了解其中的门道，白白交了很多钱 。”
“爷爷调查团”立刻展开了行动。他们先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国家关于农网改造的一系列配套政策和法律法规，然后深 入到各个行政村，进行细致的调查。调查结果表明，电力公司在农网改造过程中，向全县农户多收取了600余万元。
带着调研得来的厚厚一摞材料，“爷爷维权团”赶到县消费者协会，向县里的领导汇报。在场的很多领导都被这些白 发老人的热忱感动了。
“这才是第一步，我们后来整整跑了6年。”另一位“爷爷维权团”的成员告诉记者，虽然消费者协会和政府部门责 令电力公司修正错误，但监督执行起来就慢了。“有时候，一些企业还会通过做假账、填报虚假表格的方式，糊弄我们这些老 人。”
针对这样的情况，他们还有第二招：依靠媒体，发动舆论的监督。“我们行动都是‘先礼后兵’，先依靠政府解决。 如果受阻或速度太慢，就请媒体给他们曝光。”皮志贤骄傲地说：“比如农网改造，我们接受媒体采访，报道的新闻多了，最 后越闹越大，电力公司不得不给老百姓退回了多收的600多万。”
除此之外，他们还有最“绝”的一招，就是运用“爷爷”的身份。“有些单位，一看到我们都这把年纪了，不得不礼 让几分。其实我们这些人，大半辈子都过了，做这些事绝没私心，所以也啥都不怕。再说，退休了，也有充分的时间和耐心。 ”在维权过程中，老人们也得罪过很多人，许多老人都接到过威胁电话。皮志贤告诉记者，他接到的威胁电话很多，“但从没 折腾出个啥名堂”。
“在外奔波这么辛苦，家里面支持吗？”当记者问到这个问题时，老人们都显得有些为难。“儿女们说，你们那么大 年纪了，退休在家不愁吃喝，为什么要出来受累吃苦，没有报酬不说，还常常得自掏腰包。但儿女们也说不过我们，还得由着 我们来。”皮志贤爽朗地笑着，似乎根本没把这些烦恼放在心上。
“我们如今最大的困难，是想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办公地点。”皮志贤说，随着“爷爷维权团”影响力的加大，自发前 来参加会议的群众越来越多，最多的一次来了300多人。
在较年轻的肖漠语看来，“爷爷维权团”虽然越来越受到公众的关注，但他们的主力维权人员年龄却越来越大，能否 有新鲜的血液补充进来维持这个团体，令他颇为担忧。
现在做的就是“桥梁”
10年间，垫江“爷爷维权团”已经义务维权上千次，人们在敬佩这些老人无悔奉献的同时，也曾就“个体维权”与 “政策维权”之间的矛盾提出质疑，甚至有些激烈的观点认为，这群本该颐养天年的老人，为了一些基本的维权事件四处奔波 ，这本身就是一种政府缺位的体现。
“我并不这么看。”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孝正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政策维权是政策维权，个体维权 是个体维权。政策维权要进步，公民意识更当觉醒。要解决很多社会问题，不仅需要时间，更需要老百姓自己的自觉与争取。 ”
如今，“爷爷维权团”有了合法身份，垫江县工商局协助他们成立了义务维权站，还给每位成员发了义务监督员证书 。皮志贤说，其实他们做的工作就是“桥梁”，很多受了委屈的群众找到他们，情绪很激动，甚至想告到北京去。“我们主要 是安抚他们的情绪，然后帮助他们找相关部门解决，我们就是个纽带。”
周孝正告诉记者：“我非常欣赏老人们所用的‘桥梁’这个词汇。像‘爷爷维权团’这样的现象不仅值得肯定，更应 当加以保护和支持。这些老人是真正的、现代的公民。我们总说‘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公民在法律和行政允许的范围 下，积极行使、维护自己的权利，就是这句话的具体体现。在我看来，‘爷爷维权团’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步的一个重要体 现。”
(环球人物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