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师越剑说，能够请来10多名国际建筑师，让建筑业界关注贵阳，说明开发商有前瞻性、有远见，即便是为“炒作”和造势也有积极意义。但是这样的研讨活动，为什么不增加国内外建筑师的对话？由国际前沿理念和本土观念相碰撞，从学术角度来说，不是更有价值吗？他为业界内这种“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的倾向感到担心。
常珏说，外国建筑师确实整体实力比绝大多数国内建筑师要更为成熟和专业。对洋设计的崇拜是正常的，是进步的动力和方向。事实上，外国建筑事务所在中国设计了大量高质量、但并不大胆突出的建筑，受到瞩目的只是一小部分先锋建筑师。他们的作品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会符合国情，其更多的意义在于建筑学本身的研究和理论上的探讨。
“一方面，中国有大量的‘热钱’来支持他们，新的‘热钱’需要足够吸引眼球的建筑来树立地位和影响力。另一方面，这些新的建筑使先锋建筑师们实现了理想。随着二线城市的开发，先锋建筑师的追随者会越来越多。”常珏说。
常珏认为，媒体对建筑的评介往往是漂亮的图片配以简单的文字，这使越奇怪、越夸张的建筑越容易获得更多的媒体曝光，有奇思异想的建筑师往往占得先机。
“先锋建筑师目前是中国媒体的热点，是民众口诛笔伐的对象。花一笔不大的钱，做点有争议的作品，无论好坏，只要吸引眼球，就已经成功了。地块和项目得到了关注，随后的开发和销售就自然容易了。”
“所以应该说，中国成了寻求广告效应的业主和国外先锋建筑师共同的实验场。”常珏说。
中国不能成为妖魔鬼怪式建筑实验场
“这些设计就像是穿着时装去上班的模特，华而不实。看不到区域特色，看不到现有的城市文脉。”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著名建筑大师及建筑评论家彭培根这样评价花溪CBD建筑群方案。
“这对贵阳市民的鉴赏能力是一种侮辱。市民的鉴赏力有时是最直觉和公正的。他们中也藏龙卧虎啊！”他说。
国际建筑界的最高奖项“普立兹克奖”的评奖标准是：“作风严谨，功能良好，造型优雅”。彭培根说，这应该作为全世界通用的评价建筑作品的客观标准，“但是在这些作品中一条也没有体现出来。”
“即便这只是个学术实验，对公众也有极坏的误导。把未经任何检验的设计图公之于众，会给市民们造成错觉，分不清好建筑和坏建筑的差别。”彭培根说。
近年来，这位加拿大籍的建筑学教授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呼吁建筑设计应该“回归根本”：“做设计应该遵从‘形式服从功能’，好建筑应该是优雅的、亲切的。”
在他看来，最近10年中，许多外国建筑师在中国设计了很多一味追求视觉刺激和“妖魔鬼怪一般”的建筑物。贵阳花溪CBD方案显然为这一论断增加了一个新的注脚。
彭培根也是联合国国际生态安全科学院院士。2008年，在哈佛大学的一场演讲中，彭培根批判那些把中国当成“新武器实验场”的洋建筑大师，得到国际上两本最权威的建筑专业杂志之一、英国《建筑评论》的报道和支持。
“现在我们国家的文化基础比较浅，人们的视觉经不起冲击，一看特别新奇就觉得是好东西。实际很多人中国文化的根基浅，对西方文化了解也不深，所以就会选择一些妖魔鬼怪的或把时装表演的服装穿来上班的建筑。”
彭培根批评，外国建筑师在中国做出的许多设计“追求完全的形式主义”：“不考虑可持续发展和任何基本原则，把所谓的‘艺术’放于科学和哲学之先，这就好像驾马车时将马车放在马前面。”
而且，一些外国建筑师偏重个人喜好，在中国寻求为个人修建纪念碑的机会，这有悖于建筑师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
“我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彭培根说，“我并不反对外国的建筑师在中国做设计。我们在培养民族建筑师的同时，绝不反对继续交些学费，引进国外的优秀建筑设计。”
他举例说：“比如上海浦东的金茂大厦是美国建筑师设计的。我和许多建筑师一样，都认为这是全世界最美好的超高层建筑物。”
“但是我们坚决反对再引进那些把中国当新武器实验场的、那些外国建筑师在他们自己的国家绝不被允许实施的建筑。还有那些违反国际可特续发展的原则，违反基本结构原理，或国际通用安全规范的建筑设计。”
彭培根指出，之所以一些外国建筑师无法在本国实现理想，正是因为他们的设计通不过在“可持续发展”、节能和比较经济方法下的预算审计。
“在我国，‘建筑师’的头衔才30年历史，而西方国家已经有五百年的历史啦！当我们的宇航科技与发达国家平起平坐时，我们的社会依然在付出沉重而惨痛的建筑学费。”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