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云南高院二审改判李昌奎死刑死缓的时候，引起了舆论喧哗。当时云南高院田副院长在回应中称，此案改判将成为十年之后中国法治的标杆，遭到了舆论的痛批。但据相关消息称，田副院长的“标杆论”，实际上是被媒体误读的。现在看来，在李昌奎案引起的一波三折中，确实“误读”了田副院长的“标杆论”。
可能是现实语境的使然，人们习惯于把“标杆”当成学习的榜样，其实，“标杆”的原始功能是测量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田副院长的“标杆论”不一定表示二审改判的准确，而是若干年后，可以用来重新测量司法实践的“刻度”。那么，李昌奎从被判死刑到改判死缓，又从死缓改判死刑，就是不同的“标杆”在起作用。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如果存在不同的“标杆”，本身就是有悖于法律精神的。因此，再审改判李昌奎死刑，看似符合现行刑法和民意，但这无疑又是对法治精神的一种伤害。
在二审终审制的法律前提下，再审终审案件怎么也不应该是司法部门的本意，剩下的理由只能是“顺应民意”了。“顺应民意”虽然是天大的好事，但对于法律，“顺应民意”应该体现在立法中，撇开司法的独立性，就法律的稳定性而言，朝令夕改的东西绝对不是法律，可以任意加以修改的文本同样也不可能是法律，这是法律本身树立强大权威的必要条件。对一宗杀人案的判决，竟然如此一波三折，即便最终杀了罪有应得的李昌奎，同时也让法律的威严大打折扣。
云南高院在李昌奎案上的“失态”，起源于他们没有事先注意到法律的稳定性。德国20世纪最伟大、影响最深远的法哲学家和刑法学家之一的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说过：“法的安定性要求缘起于它的深层需求（如对自然法则之理念的需求）：这种需求渴望将现实既定的纷乱纳入秩序之中，渴望对纷乱有事先的防范，并使之在人的控制之内。”这就使得既定的法律具备在被程序修改前的稳定性。而云南高院用十年后的标杆来解释二审的改判，只是主观顺应了一种“法律进步”的趋势，其实就是在“修改”法律。但是，按照法律稳定性的要求，即使发现了个别法律滞后于社会现实，只要是无碍大局的，立法机关也不会轻易地启动修改法律的程序，以确保法律的稳定性，维护法律的权威性，更何况是司法机关。所以，在现行法律没有作出明文修改时，云南高院对李昌奎这起完全符合死刑条件的案件作出死缓的改判，明显地影响了法律的稳定性。
云南高院在李昌奎案上落入的被动，是他们忽略了法律的预测性。法的预测作用是人们根据法律，可以预先估计相互间将有怎样的行为以及行为的后果等，从而对自己的行为作出合理的安排。在这个概念上，对于李昌奎案，首先，公众就是按照这个“预测”，几乎一致认为李昌奎的犯罪情节足以与现行法律中的死刑相符，所以，云南高院的改判，大大超出了公众的预料；其次，云南高院也没有对自己的改判可能引起的社会后果做一个预测，而是一意孤行于“少杀慎杀”。显然，对于现行法律，公众和当事法院，用的并不是同一支“标杆”。而从启动再审终审案件程序来看，再次改判的结果，还是用了民众的“标杆”。这样的判决结果，作为当事法院，本来是可以“预测”的。
如果再用一支“标杆”来审视再审改判李昌奎死刑，一下子颠覆了法律教科书上对法律稳定、可预测的描述。此情此景，不仅有点“以一种公众狂欢式的方法来判处一个人死刑”的荒谬，而且是对法律稳定性、权威性的极大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