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待前往阻止的恒祺隔日到达,奕訢与之谆嘱商办间,英军已调第一军团的一部共3500名士兵,在圆明园内到处纵火。大火三昼夜不熄,全园变成一片火海,黑烟笼罩,火光冲天,相距20多华里的北京城上空,日光黯淡,如同日蚀。这座举世无双的宏伟秀丽的皇家园林,除少数建筑外,都化为灰烬,与此同时,他们又将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畅春园等全部焚毁,徒留“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
结语
可以说,清政府扣押作为英国谈判代表的巴夏礼,是近代中外战争史和外交史上非常罕见的事例。尽管在中国有“擒贼先擒王”的先例,然而“两国交兵,不斩来使”,清政府是在将巴夏礼等人作为谈判代表接待、而不是与之对垒的状况下将其扣押,不能不说是处置失当。在当时明显的敌强我弱局势下,这种做法对于中国也没有任何益处,只不过是给侵略者又提供了一个施展暴行的借口而已。
不管是为了报复清帝绑架虐杀人质,还是为了掩饰英军劫掠清帝离宫别院的盗匪行为,在圆明园初遭劫难到再遭火劫的短短不到10天的时间内,额尔金毁园的意图已是日益明显。而此时的奕訢等谈判人员,眼光都还停留在尽早订立和约、赶紧了事的层面上,并没有就此做出太大的努力。奕訢畏敌身处城外,与英法的交涉是仅照会往来,实际走上外交前台的是恒祺。然而以恒祺武备院卿的微职,不可能便宜行事,充其量也只是个跑腿的,事事须到奕訢处禀报,按奕訢意旨办事。而奕訢的行事又受到远在热河的咸丰皇帝的遥制,由于咸丰皇帝对巴夏礼去留问题的态度游移不定和对亲递国书一节的坚持拒绝,使得奕訢的书面谈判无法取得进展。
外交讲的是审时度势的眼光与机敏,比的是时间和速度。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咸丰皇帝远避热河,其与京师的路途之遥使得往来的奏折圣谕不能快速到达;奕訢畏敌不敢入城,又使得对英法下一步意图反应和谈判不能在第一时间内完成。双方僵持不下之时,中方的态度是等待对方的反应和盲目的调兵拱卫京师,未能在谈判上争取主动,可谓是步步走错,步步后发,自然也就无法使本国尽可能地趋利避害。因此,正如奕訢事后的奏折中所说:“正在谆嘱商办间,即见西北一带,烟焰忽炽”,这其中“谆嘱商办”的环节,不能不说是圆明园免遭火劫的机会上的又一遗憾。
在圆明园的断壁残垣上,我们来考察它100多年前的这一劫难,不能不使人痛感到清王朝茫然不察外情的积习之深、为害之大。巴夏礼事件解决中的外交失败,以惨痛的名园劫难向我们证明了传统封建国家外交的穷途末路。可见,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外交近代化已确实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