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特殊的“集体”
谷新波把这个团伙称作“集体”，而且是一个“特殊的集体”。
2008年4月，通过上网，26岁的四川聋哑人张强，认识了和自己一样有听力残疾的刘良。
“乌鲁木齐公交车上赚钱很容易。”“实地考察”后，刘良通过手机短信，向张强通报了他的“考察结论”。
本来就无业在家的张强收到短信后，立刻明白了其中的含义，很快和朋友程林、王贵等5人赶到了乌鲁木齐。
通过类似的方式，王贵和刘良迅速网罗了来自四川、陕西、江苏、河南等地的20多位聋哑人，并承诺，如果“好好干，年底还可以享受分红”。至此，一个专门以盗窃为生的残疾人犯罪团伙成立了。
团伙的组建人王贵、刘良，则“顺理成章”地成了“总负责人”，他们的工作，就是每天收钱。而那些专门负责盗窃的人，则被称为“工人”。
在这个当时总共27人的犯罪团伙中，每个人分工明确，配合密切。他们中，除了王贵和刘良外，有专门负责内勤的“管家”，有负责“公关”的“外联”，有负责培训的“教练”，有负责实施惩罚的“打手”。
他们还有着严格的作息时间。在介绍这一点时，谷新波打趣地称之为“准军事化管理”。
这些残疾人每天早上赶在上班的早高峰出门，错过高峰后，他们可以暂时休息，等到下午下班高峰时再次出动。每天晚上还会由一位“负责人”出面，进行当天的“工作总结”，统计一天收入。
一般，每人每天都会有一定量的任务。超额完成，会受到“表扬”，没有完成，则受到相应“处罚”。而处罚的方式，可能会是挨一顿饿，也可能招来一顿打。
而在这个团伙中，充当“打手”和“教练”的，一般是张强和一个叫做杨云的人。
谷新波说，该团伙在珠江路某小区有一个窝点，民警到达现场后发现，墙上张贴了一张值日表，上面记录着每天打扫卫生的排班情况。一套70平方米的房子里，住了10个人。
谷新波分析说，这样的群体中每个人都缺乏必要的生存技能，加之相互间产生了依赖，因此一些人就算受到体罚，也愿意继续留下来。
从四川来的黄勇，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业务水平”显然“不尽如人意”，为此，他受到的惩罚也很多。
回忆其他人是如何“帮助”自己“提高业务”时，黄勇这样“表述”：“4月24日，杨云和张强教我和另外一个‘工人’扒窃。因为我做得不好，他们先罚我跪了两个小时，后来又把我的手按在开水里烫……”
谷新波说，在对这些嫌疑人实施抓捕后，他才发现，包括黄勇在内，有好几个人的手都被不同程度地烫伤过。
无原则的“感恩”
审讯过程中，宋玉杰的抵赖让人有些无可奈何。
宋玉杰的家在农村，家里并不富裕。来新疆后不久，宋玉杰得知自己的母亲生病。苦于家里没钱治病，宋玉杰只得向刘良“预借”了两千元钱。
对此，宋玉杰心怀感激。即便在被抓获后，也坚决不肯将刘良供述出来。
谷新波还介绍了一个细节：如果这个团伙中有人生病或者因受惩罚而致伤，那么“负责人”王贵或者刘良就会出钱给伤者或病人医治，不仅如此，团伙内部所有成员都统一注射了乙肝疫苗。就是这样的小恩小惠，俘获了大多数成员的心。
“其实，或许因为他们听不到，相对受到的干扰少一些，从一定意义上来看，他们即便犯了罪，心地还是单纯的。”谷新波说。
在这个团伙中，王贵和刘良占据绝对“领导”的地位。为了能和这两人“搞好关系”，团伙中的两名女孩子甚至相互“争风吃醋”。
陆勤是这个团伙中最漂亮的女孩子，加之人机灵、出手“利索”，深得王贵和刘良的喜爱。她来自江苏，当初，为了能得到这个“人才”，王贵和刘良专门出高价将其从当地“挖”了过来。之后，为了防止陆勤“跳槽”，甚至逼迫其写了一张50万元的欠条。
赵晓静也是团伙中的“业务骨干”。谷新波说，在所有经核实的被盗案件中，只有4起涉案金额上万，而这4起案件居然全是赵晓静一人所为。为了争宠，陆勤和赵晓静经常吵架。
尽管这些残疾人所偷盗的钱财几乎都要悉数上交，可他们依然愿意为王贵和刘良“无偿工作”。
让人不理解的还有一件事。谷新波说，当时，这个犯罪团伙共交代了两百多起案件，但到最后检察院认定并提起公诉的仅40起。究其原因，就是被盗的失主竟很少有人去报案。
其中，赵晓静所为的4起上万元盗窃案中，只有一个失主报了案。
公诉机关的指控说，截至2008年4月26日，这些聋哑被告人实施盗窃40起，涉案金额88200元……
截至发稿时记者获悉，对于此案，法院将择日宣判。
(文中聋哑人均为化名)
相关链接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犯罪种类的增加，在刑事诉讼中需要配备翻译人员(包括手语翻译人员)的案件也大量增加。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讯问聋、哑的犯罪嫌疑人，应当有通晓聋、哑手势的人参加，并且将这种情况记明笔录。”（潘从武 吴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