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矿难发生之后内幕:真假记者排队领封口费

    
    “这我就不清楚了。”
    
    一名保洁员则说，前一段时间的确听说来了很多记者，但自己只负责六楼清洁，并不知详情，不晓得负责人在哪个楼层，也不知负责人如何联系。
    
    但记者很快发现她没说实情。记者尾随这名保洁员走到四楼，见她走入楼内唯一一间挂有“秘书”铭牌的办公室——此前，记者曾试着敲过这间办公室的门，无人应答。记者绕到窗户对面，隔着纱窗见到室内办公桌电脑前有一名男子。保洁员与这名男子交谈片刻后出门，恰好被快步赶来的记者迎面撞见，但她并不说话。记者不假思索立即推门，门已经上锁。记者多次重重地敲门，都无人应答。记者重新绕到窗户对面，仍可见到那名男子。记者冲他喊话、挥手，他手持烟卷，对着电脑，置若罔闻。
    
    记者下至一楼大厅，向保安人员打探情况—从摄于9月25日晚的照片可以看到，前来领取“封口费”的真假记者当晚便在此处的登记簿上留下了姓名，许多人填写的来访事由是“找李主任”或“找李国良”。
    
    不过，多名保安均以“不知道”、“秘书都不在”为由回答了本报记者关于事故和“封口费”的询问，并拒绝提供负责人的联系方式。记者向他们留下电话号码，表示希望与负责人取得联系，随后离开煤矿。
    
    驶离干河煤矿大约20公里之后，记者意外接到了自称该矿“董事会秘书李国良”从办公室打来的电话。他所告知的电话号码，确与该矿内部通讯录上的“李国良”对应。煤矿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李国良上月刚刚调离办公室主任的岗位。李国良在电话中也证实了他曾是办公室主任。
    
    “听说你们前一段时间出了点事儿，很多记者去‘敲诈’？”对于这一问题，李国良在电话那端解释：“不算敲诈。来的媒体多而已。”
    
    究竟去了多少记者？李国良回答：“大约有四五十人吧。”这一数字，少于戴骁军9月25日晚所目测的100多人的规模。
    
    而那并非“封口费”发放的唯一一天。干河煤矿门口总有一些出租汽车在等活，据司机回忆，出事后的四五天内，来了不少记者“领‘封口费’”。一名司机还向本报记者多次强调并点出了两家电视台的名字。这两家电视台总部分别位于北京和香港，均在世界上具有一定影响。
    
    不过，本报记者无法核实这一说法的真伪，因为无法从干河煤矿拿到“封口费”发放名单。
    
    同干河煤矿的矿工一样，这位司机也一再建议“上网看看”。
    
    “安全的事儿，要瞒瞒不住，没有必要！”霍州煤电集团董事长杨根贵对中国青年报记者指出：“这是大事，虽然你有责任，何必瞒报呢，没有必要嘛！你以为瞒过了就不处罚？照罚不误，不含糊，只能加大不能减小——不合算！”
    
    本报山西霍州10月26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