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她发现这“并不简单”。她为孩子选了一所位于港岛的幼稚园，以便“更易升入优质中小学”，但代价是每年10万港币的学费和每月至少4万港币的花销。作为内地普通中产，梁楠渐感入不敷出。
梁楠还发现，香港的最好教育多在国际学校，这些学校大多拒收“双非儿童”，除非买校债。“那也就是说，能接受怎样的教育，问题不在于是否港籍，归根结底还是钱。”梁楠说。“双非”孩子的激增让这个弹丸之地不堪重负。2012年，据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数据，和多多一样3岁左右的“双非”儿童已由2003年的709急升至2.98万，9年间激增41倍。学位紧张等负面效应凸显，陆港冲突不断升级，“蝗虫”事件成为标志性高峰。
现在香港政府限制内地孕妇过去生产
排外思想正在抬头。香港人在本地论坛发帖“面对内地人不断蚕食、鲸吞，来生不做香港人”，一个国际社交网络中号召“反对内地孕妇来港产子”的页面也获11万香港人响应。
港人抗议内地孕妇赴港产子
在喧闹的2012年，梁楠被一本叫《劏房小孩》（劏房：房中房）的“双非儿”自传感动得落泪。作者乐仔是来自广东清远的第一代“双非”童。他在书中倾诉了成长之路上挥之不去的卑微感——他害怕说话，担心口音；害怕坐车，坐错了也不知道怎么回来；害怕做事，怕“不懂规矩被别人用‘大陆仔’来标签”。
由于生活的重负，他从未出过香港，最想去看看的远方是朝鲜。“不知道那里有没有歧视呢？”乐仔说，“我一度不想做香港人，却又回不去家乡。”
梁楠联想到自己儿子多多的命运，感觉当初为之追求的一切逐渐成了鸡肋。一次多多在幼儿园被伙伴欺负了，他哭着回来问梁楠：“妈妈，我到底是哪里人？”如此困境，即使往返深港两地跨境读书也无法化解。姚妈妈就是其中一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