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走出政党合法化的关键一步
苏亚雷兹领导的政治改革，是要从佛朗哥留下的旧体制转变成现代民主制。转变的关键是从一党制转为多党制，从法律上认可各在野党的合法性，即政党合法化。在佛朗哥时代，所有反对政党都是非法的，但是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活动小组遍布全西班牙。政治改革一经启动，左右翼政治力量都看到了未来多党制不可避免，纷纷开始组党，有体制内人士组织的右翼政党，也有受到社会党国际支持的左翼社会党。但是，组织良好的共产党却被旧体制看成死敌。军队保守人士警告说，政党合法化不能包括西班牙的敌人，不包括共产党。如果让共产党也合法化，保守将军就可能动用西班牙军人干预政治的传统，动用武力阻挡，以避免国家走上危险道路。
于是，怎样让保守派接受共产党的合法化，成为政治改革初期最困难的事情，很多人认为根本没有可能。苏亚雷兹的过人之处是，他能看到“可能性”。他和死板的教条主义者不一样，始终认为现实政治需要智慧、需要妥协，对谁都是如此。他也和经常抱怀疑态度的现实主义者不一样，认为理想是可能实现的，先不预定成败。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怎么操作。他是一个有政治想象力的政治家。他认为，在变局深不可测的时候，有时候，一个重大变革，可能取决于事后看来微不足道的细微末节，比如发生的时间地点和行事分寸，甚至一句话该怎么说，在什么场合说。特别是在不透明的专制体制下，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全凭个人判断。而苏亚雷兹一辈子就活在体制内，作这种判断不仅是他的特长，几乎成为他的本能。
1976年下半年开始，西班牙经历政治改革起步。那一年，开始撤除已经维持久远的高压，是最危险时刻，最容易引起左右翼极端出头肇事，可能使得转变缩回去、改革半途而废，或可能一乱而不可收拾。此前，国王和苏亚雷兹已经分别派密使去法国会见过共产党领导人，承诺让共产党合法、参与西班牙民主政治，条件是，在撤除高压阶段，共产党不利用形势发动暴力革命。苏亚雷兹也知道，这样的默契只是临时的，他必须抓紧实现承诺，否则对方会认为“你不仁，我也可以不义”。
从1976年9月到1977年6月，苏亚雷兹以一种令人叹服的方式，一步一步地走向多党政治。
在政治气氛逐步宽松后，一些失踪了几十年的左翼组织重新出现，其中最大最老牌的是西班牙社会党。这是个重新组建的政党，承继的却是老牌子。总书记冈萨雷兹只有三十出头。苏亚雷兹和他多次会见长谈，取得共识。社会党是信奉社会主义理论的左派政党，但他们也与时俱进、大幅度修正党纲，放弃了完全摧毁旧制度的理想，认为只要在现有政权下实现国会的自由选举，那就是民主成功。
显然，不论政治上的左右有多大差距，年轻人对未来取得共识，要容易得多，难的是如何说服保守老人。
1976年9月8日，苏亚雷兹拜见西班牙军内最有势力的保守派将领，通报他的政治改革计划，主要是让政党合法化，实现多党政治。他告诉将军们，计划是国王同意的。他请求这些爱国的西班牙将军们，支持他实施。对将军们来说，国王同意，分量很重，而苏亚雷兹的低姿态，就像是“自己的孩子”来向长辈求助。事实证明，苏亚雷兹对他们能够接受温和改革的判断，是对的。他们问到最关心的问题，政党合法化是不是包括共产党？他们和共产党在内战中的结仇难以消融，无法接受让共产党堂而皇之回到西班牙。这是军内保守势力无法支持的。
可是，他们尚能接受没有共产党的多党制。苏亚雷兹回答将军们，以共产党现在的状态，让他们合法化是不可能的。
这一回答，让将军们放下心来，将军们承诺，他们会支持苏亚雷兹的政治改革。
两天后，苏亚雷兹主持内阁讨论政治改革法案，军人阁员们没有反对。几天后，内阁起草工会组织法，先开放工人组织工会，一位将军阁员表示反对，理由是，当年就是众多工会组织先乱，失控而导致内战。可苏亚雷兹认为，工会是让工人参与政治的必要途径，这是必须走的一步。将军坚持反对，苏亚雷兹出乎意料地采取强硬态度，迫使这一反对的将军从内阁辞职。
1976年10月8日，佛朗哥留下的西班牙国会，对苏亚雷兹提交的政治改革法表决，425票赞成，15票反对，13票弃权。这也体现了改革是一个潮流，体现了议员们的勇气，他们并非不知道，旧国会是在签下自己的死刑执行书。苏亚雷兹的判断再次得到证实，旧体制自身启动改革，而不是由外界政治反对派来推翻旧体制，是可能的，也是当代和平的政治改革必然的一步。
1976年12月16日，西班牙为政治改革法举行全民公投，78％的选民参加，其中高达94.2％的人，投票赞同。按照政治改革法的计划，半年以后，西班牙将举行全民选举，所有国会议员将由选举产生。佛朗哥时代留下来的权力结构即将寿终正寝。这时，体制内外的政治家都开始组党，投入选举前的竞选活动，因为这意味着权力来源将发生180度的转变，原来权力来自上面，你对上面负责，以后权力来自下面，是民众的选票决定权力的分配。这一转变意味着政治游戏规则的根本变化，所谓政治权力或政治势力，不再由体制内或政党内的组织来操纵，而取决于你能得到多少选票。
可是，此刻的共产党还没有合法地位，还是地下非法组织。苏亚雷兹认为，如果把共产党排斥在政治改革之外，民主政治不可能成功。
1977年2月27日，苏亚雷兹和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举行了长达八小时的密谈，取得了共识和协议。苏亚雷兹要求共产党先从改变自身做起，要共产党公开宣布，承认西班牙的君主制，采纳王室的旗帜，放弃暴力革命，遵从法律，遵从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在这个前提下，苏亚雷兹承诺尽快宣布共产党合法化，让共产党参与即将到来的大选。
1977年4月，西班牙政府宣布，西班牙共产党合法化。流亡国外38年的共产党领袖立即回到西班牙，参与了6月举行的第一次大选，取得9.2％的选票，在议会中得到20席。苏亚雷兹本人，率领一个中间偏右的多党联盟民主联合会，成为国会的最大党，继续担任西班牙首相。佛朗哥的独裁体制正式结束。但是，这只是民主转型的第一步。
三、何塞·路易斯之夜
第一次大选成功后，还有一系列制度建设步骤要走，其中包括制定一部新宪法，在法律上确立民主制度。新宪法必须回答一系列既涉及国体政体，又牵涉千家万户生活的问题，比如君主立宪制中国王和王室的地位，国家权力的分布，经济体制，劳工关系，宗教，婚姻，家庭制度，区域自治和独立等等。就是这些问题在西班牙近代史上引出过交错纠缠的麻烦。四十年前，就是这些问题的分歧，令左右两翼众多党派和工会组织，都坚持自己主张唯一正确，各不相让，引致暴力冲突，滑向内战深渊。现在，西班牙左右各政党赞同的只是政治改革的必然，面对具体问题仍然分歧多多。可是，绕使绕不过去的。制定新宪法，就是要对这些具体分歧达成妥协共识。
走出政治改革第一步后，整个国家突然减压，出现了一些社会问题，在西班牙也出现经济困难。民主改革第一步后出现经济危机，几乎是20世纪后期民主转型的一种规律性现象。有大变革带来的新旧衔接问题，也有改革前已有经济隐患的滞后发作。当时西班牙通货膨胀，原材料价格上涨，失业率上升，福利保障制度不良，人民生活水平下降。通货膨胀率在15％以上居高不下，失业率比1973年增加两倍半。民主改革并不能承诺立即改善经济，可是对政治改革抱着希望的民众，首先是对经济和生活抱着希望。如果政治改革随后的经济表现和期望相反，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认为，是政治改革搞坏了经济。
在这样情况下，要民众继续支持政治改革，就特别困难。这时候，也是所有反对政治改革的人，出来表示自己“先见之明”的机会。经济困难事实上会在民众中造成困惑和怀疑，如果这种困惑和怀疑持久下去，政治改革仍然有可能中途夭折，仍然会有人出来，呼吁民众拥护旧的秩序，拥戴强权出来整治经济。
苏亚雷兹面对经济困难，仍然坚定推行实行政治改革计划。他非常清楚他手里的有利条件是什么。现在的西班牙和40年前第二共和时期完全不同。三十年代的西班牙，左右完全对立，各种国际思潮在西班牙安营扎寨，引发民众四分五裂的局面。而现在，第一次大选之后，西班牙从大选前蜂拥出现的几百个政党，迅速整合成中间偏右的民主联合会，中间偏左的社会党两个大党，再加右翼的人民联盟，左翼的共产党两个小党。这样两大两小，中间大两头小，是比较稳定的格局。苏亚雷兹本人，是中间偏右的民主联合会的代表，是第一次大选获胜的第一大党。苏亚雷兹看到，这种格局对于政治求同非常有利：民众没有四分五裂，没有哪个政治组织或反对派别是在政治改革进程之外、一心和政治改革作对的。也就是说，第一次大选后，虽然西班牙还没有一部宪法，但是各政党具备了共同的核心价值。这一点，是和历史上的西班牙完全不同的。
一个社会将走向良性进步，还是恶性退化，要看政治家对形势的期盼。在恶性政治下，对手就是敌人，敌我关系即“不是你死，就是我生”的关系，政治家会盼着对方盼着对手分裂，盼着对手互相之间大打出手，对方越分裂，自己越有可能坐大。对手不分裂的话，甚至要用点离间计来促使对手分裂。而在良性政治下，自己是打算和对手谈判来处理问题的。这时候最麻烦的是对手不断分裂，自己找不到单一的谈判协商对手，政治问题可能拖而不决，渐渐酿成大麻烦。对手如果统一稳定，令行禁止，那么政治运作反而好办了。只要和这样的政党沟通，谈判，甚至讨价还价，达成共识，那么千千万万民众的说服工作也就做好了。这就是国王和苏亚雷兹在政治改革初期，要煞费苦心到国外去寻找流亡中的西班牙共产党，设法把他们请回来的原因。同样是出于这个理由，苏亚雷兹设法到法国去把加泰罗尼亚的地区流亡政府首脑请回国，甚至答应他回到巴塞罗那的时候，有军事仪仗队的正规迎接仪式。
苏亚雷兹的有利条件是，他只要说服为数不多的各反对党的领袖，他就等于是说服了各阶层的民众。而面对面的谈话，苏亚雷兹是一个天才。
在苏亚雷兹看来，西班牙政治家之间的沟通对话，不是抽象的观点传递，而应该是一个西班牙人和另一个西班牙人之间的交谈。同样一句话，面对面的谈话，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什么气氛下，效果可能完全不一样。
苏亚雷兹担任首相主导政治改革的时候，经常和反对党领袖进行这样面对面的谈话，成功率极高。西班牙各政党领袖之间，也经常进行这种极具个人色彩的谈话。这种面对面谈话，把政治家之间作为政治机器的动作，变成了人和人之间的正常交往。这样的私下面谈，有段时间经常借马德里一家叫做“何塞·路易斯”的饭店进行。桌上没有笔记本，只有葡萄酒，周围没有秘书，只有饭店的侍者。这样的面谈经常通宵达旦，于是，这种政治沟通方式有个浪漫的名字，叫做“何塞·路易斯之夜”。
1977年9月，第一次大选后经济危机趋重的时刻，一天，首相苏亚雷兹邀请各大政党的九位领袖，住进首相官邸蒙克罗阿宫，讨论国家经济问题。这些人覆盖了西班牙从左到右、以及自治区域的整个政治层面。这是一次“何塞·路易斯之夜”式的对话。不知道他们谈了多长时间，开了多少次会，最后他们宣布，他们已经就经济、政治政策达成一致意见。10月21日，他们发表了长达40页的文件，各党派的31个代表在文件上签字，被称为蒙克罗阿盟约。
这次达成的协议，苏亚雷兹代表执政方，作出了一些承诺，国家更多干预经济，控制工资水平，提高退休金30％，将失业福利提高到最低工资水平，增加教育投入，改善城市住房，控制城市土地投机，实行农村土地改革，等等。而社会党和共产党等在野方承诺，说服民众承担经济困难的负担，不恶意利用经济困难来给政府制造麻烦，获取反对党的政治利益。
一个政党和政治家有正派和不正派的，不正派的政党会盼着对方犯错出事、经济恶化，盼着对方让老百姓过得苦不堪言，老百姓越苦，自己的机会越大。而正派的政党、政治家会真正以民众利益为重，在国家面临困难的关头，不顾自己眼前的机会，而协助自己的对手挽救国家的危机。这次危机考验了西班牙左右不同立场的政党。
这次盟约的具体实施，在以后的数年里，有利于政府继续在政治改革的道路上走下去，而民众必须作出最大的牺牲。但是，这种通过对话达到朝野政党政治整合的方式，使得以后的政治改革得以顺利展开。
下一步，起草新宪法。西班牙各大党的七个代表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称之为“求同联盟”。1978年1月，起草委员会完成了初稿。这一初稿回避了西班牙历史上左右对立最激烈最敏感的问题，留待进一步沟通。在议员们审阅批评以后，起草委员会逐条讨论议员们提出的1，333条修改意见。在地区自治、宗教问题、教育问题上，求同联盟开始分歧，分歧一度越演越烈，中间偏左的大党社会党愤而撤回代表，一个月后才回来。
四、五年首相，历史留名
在制宪确立民主体制后，西班牙于1979年举行制宪后的第一次全民大选，苏亚雷兹继续以最大党领袖身份出任首相。进入八十年代，政治转型以后必然出现的经济和社会转型问题，加上西班牙特有的巴斯克地区自治要求，对民选政府呈现越来越大的压力。军队里的顽固保守势力则认为，是苏亚雷兹把西班牙带上了一条歧路。由于健康原因等多种因素，苏亚雷兹在处理这些问题上，渐渐感觉力不从心，萌生激流勇退之意。1981年底，他向国王提出辞呈，请求国会批准国王任命的临时首相。
此时的苏亚雷兹还不到50岁。在佛朗哥旧体制下，他是从底层开始辛辛苦苦爬上国家领导层的官员。他不会不懂，正是旧制度给了他官运亨通的时代。如果旧制度再维持几十年，他会驾轻就熟，游刃有余，不会没有他的官当。但是，他很早就和国王一样明白，改革是必然的，顺应时代潮流，在体制内启动造福百姓后代的政治改革，是自己的责任，也是命运给予自己的机会。他不会不懂，启动历史性政治改革的人，命定是一个过渡人物。改革以后，实行民主了，自己铁打的官运就到头了。国王是终身的，自己却随时要做好下台的准备。
命运给了苏亚雷兹最后一次亮相的机会。1981年2月23日，国会为通过临时首相的任命举行投票，电视对全国实况转播。突然冲进来一批军人，朝天花板开枪，命令议员们趴在地板上。这是几个保守军官领导的一次军事政变。在突如其来的袭击下，议员们惊恐地趴在地板上。只有两个人面对士兵的枪口，端坐在座位上纹丝不动。
一个是老资格的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另一个就是文质彬彬的首相苏亚雷兹。
这次政变，在国王的亲自干预下被化解了。苏亚雷兹面对政变士兵毫无惧色的尊严姿态，留在了如今还记得他的人们的记忆里。此后，苏亚雷兹渐渐地淡出西班牙政治舞台，渐渐地不再有人提起他。在西班牙旅行的时候，我们在各地城乡看到国王的照片画像和雕像。在西班牙的报纸新闻上，还时不时地能读到，在政治改革时期，和苏亚雷兹一起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左右各大党领袖们的消息。可是，新闻中从来没有苏亚雷兹的消息。一直到2005年3月，苏亚雷兹的儿子透露了父亲的情况。多年来，苏亚雷兹身患老年痴呆症，渐渐的失去了记忆。他现在已经记不得自己曾经是西班牙首相了。
西班牙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进行的和平的政治改革，使西班牙从一个落后的专制国家，重新成为一个先进民主国家。这是二十世纪政治史上的一个奇迹。和这个奇迹一起留传后世的，还有创造奇迹的重要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