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发生了什么？
这一年，为了对抗整合后实力陡增的左翼社会党，自由党和民主党两大保守党派合并成立自由民主党。由于掌握国会多数，自民党自此开启了长达38年的“一党执政”，被称为“1955年体制”。“1955年体制”不仅是政治上的，而且是经济(高速成长)、社会(大众消费)全方位的，对日本影响深远。
抵达羽田机场是在晚上，买好利木津巴士的车票，沿着提示很容易就到了候车区。开往东京市区不同地点的巴士在这里分成若干个停车点，每个停车点上方的显示屏实时更新，告诉你最新三趟大巴的终点，开往池袋的那班是9：05分。穿制服的工作人员接过你的箱子，把候车者和行李都分成三排，前一趟车开走，第二排的人和行李就顺序前移，地上并没有划线，但所有的行李都排得整整齐齐。我们前一趟车快开走的时候，远远跑来一大家子，工作人员示意司机稍等，然后跑过去帮他们提箱子，这家人一边向其他乘客道歉示意，一边气喘吁吁地上了车。轮到我们时，工作人员不慌不忙地稍稍加快了检票的速度，坐上大巴，系好安全带，电子显示屏上“开往池袋”的字样刚被替换掉，大巴发动了，9：05分整。许多人就是这样认识了日本，尔后，你会发现，这整个国家其实都在一条看不见但规定好的轨道上运行着。
1955年日本经济开始长达20年的高速增长，在这个过程中，“团块世代”接过了上一辈人的接力棒，迅速发展出一种规律的生活方式：男人们白天在公司拼命干活，把这里当作自己安身立命的所在，相信“只要对企业好，就是对社会好”，晚上到居酒屋和同事领导继续面对面，既是放松，也还是工作。如果你回家早了，家人会觉得奇怪：和公司的人处得不好吗？夜深了，返回西方人眼中“兔子窝”一样的家，贤惠的妻子已经为他们烧好了洗澡水——大多数日本女性那时都是主妇。他们通常有一到两个孩子，习惯了核心家庭而非传统大家庭的生活，他们喜欢富士重工的家庭轿车，热爱安藤百福1958年刚刚发明的鸡味拉面，为了收看平民皇太妃与皇太子的婚礼以及东京奥运会，他们掀起了购买电视的热潮，他们是大众文化的接受者，是日本动漫产业淘到的第一桶金。即便是知识分子也不附庸风雅，一个日本人说，“大学教授或高等法院的法官半夜在酒吧会跟木匠或出租车司机一起唱流行歌曲，这是司空见惯的场面。”
与之相比，1960年代的学生运动或许只能算得上不大不小的波澜，那些当年走上街头反对美日安保、反对成田机场建设的热血青年，毕业后都成了公司职员。“团块世代”中的一员村上春树后来回忆，“大家认为运动已经结束，继而成为了企业战士，不断发展经济、制造泡沫，然后泡沫破灭一切成空。”
“1亿总中流”
1970年3月，就读于早稻田大学的卓南生给新加坡《星洲日报》发回关于日本大阪世博会的报道：“负责‘日本馆’的一位官员振振有词地说：‘要看原子弹轰炸遗迹的人可以到广岛去看，这儿是属于未来，日本只想向世界夸耀诸如新干线之类的东西……’”
这位官员的振振有词印证了经济学家森岛通夫的说法：“自明治维新以来，赶上和超过西方国家一直是日本人民最悲壮的愿望。”现在，时机到了，1955年以后的历届首相都制定了长期的经济计划，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当年声称要“用一亿日元来守住贞操”的池田勇人提出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通产省的强力推动下，纺织、钢铁、机械器具、石油产品、精密仪器的生产高峰接踵而至，一些人开始使用“日本有限公司”来比喻这种政府强硬的产业政策指导下运行的经济体。对于日本人来说，为了重点加强对西欧各国有竞争力的战略产业，就必须将优秀人才集中于这些产业，为了选拔出优秀人才，孩子们就必须参加激烈的竞争，因而学校成了所谓“受验地狱”——这种旧时的印象直到现在还被一些中国人用来自我安慰和解嘲。
1960年代初，法国总统戴高乐提及池田勇人时还轻蔑地称之为“那个半导体推销员”，不出几年法国就被日本超过。到1968年，日本的GDP已超越西德，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二号强国，日本制造打遍西方无敌手，连美国媒体也开始担心。1971年5月10日，索尼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登上了《时代》封面，标题是“如何应对日本的经济侵略？”
然而这只是硬币的一面，人们会问另一个问题：有多少人分享了经济起飞的成果？又有多少人被这趟疾驰的新干线列车抛下？
日本给出的答案是：1亿总中流。从1955年开始，日本社会学界进行全国的“社会分层与流动调查”(SSM调查)，到1980年代，有70%的接受调查者认为自己属于中流阶层，而来自日本政府“国民生活舆论调查”的数字则是接近90%。1984年，东京大学教授村上泰亮在他那本著名的《新中间大众的时间》里写道：“就一般趋势而言，蓝领与白领的区别应视为古典资本主义时期的一种惰性，将逐渐失去其存在意义……”
“主要是税制。”日本一家主流经济报纸的记者认为这很好解释，“日本最大的税源是企业税和个人所得税，有钱人要交很多税，有的要占收入的65%，此外遗产税也很厉害，很多人几乎承受不了……决定税制的是日本很优秀的官僚，他们毕业于名校，有这个理想：日本社会应该是公平、平等的。”
日本财团会长笹川阳平年轻时交税最高曾达到收入的80%，“那几乎就是拿一个手续费了！收税是调节贫富差距、稳定社会情绪非常重要的手段，我今年77岁了，我死后我的房子就要卖掉交税，不然会有很多麻烦。”
笹川阳平曾多次造访中国，“我常说，日本是国家财政赤字，但老百姓过得还可以，中国也许正相反吧。当然，邓小平先生的先富论是没有错，但可能他也不会想到现在中国的贫富差距会这么大。今后中国应该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社会福利方面，包括医疗、食品安全等等，这才是一个国家真正富裕的标准。”
日本工会总联合会前代表世森清从劳动者的角度给出了另一种解释：从1955年开始，日本的劳动者开始联合起来，向资方提出涨工资等要求，由于日本的财政年度到3月31日终结，所以抗争多在樱花开放前的早春，是为“春斗”。“战后日本多有劳资冲突，受到惩罚的都是工人，”世森清说，“1950年前后，日本通过了劳动组合法、劳动基准法、劳动关系调整法等‘劳动三法’，组织权和罢工权从制度上得到了保障。”
而通过劳资谈判，双方又通过一个被称为“生产力三原则”的协议：首先，双方同意冲突对彼此无好处，应该坐下来谈，以建立劳资协定；协议制定后，资方可以给劳方一个长期雇佣的承诺；保证利益在经营者、劳动者和消费者间公平分配。对于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企业内工会这日企的“三神器”，索尼的创始人盛田昭夫在《日本可以说不》里说得更漂亮些：“日本的公司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就像一个人结了婚，即使生了一个身体有残障的孩子，仍要一辈子照顾他一样，是不能轻易解雇的。而日本的员工，由于了解所谓的命运共同体，因此，为了将来，‘现在’可以忍耐。当公司方面若提出为了将来，想将盈余转增资，或投资于设备时，工会组织不会无理取闹，而有和解、妥协的余地。”
在日本采访期间，我们好几次听到这样的话，“日本人对贫富差距的容忍度极低”，而常被拿来的例子是，日本最穷的冲绳，人均收入也达到了最富有的东京的一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