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家是这个世界上最贪婪的人，这句话一点也没错。互联网突然之间成为一夜暴富的捷径，那么，银行家们从投资银行这扇门争先恐后地涌向网络那扇门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公平地讲，到目前为止这种说法不仅为广大公众所接受，银行家们也都表示了认同。
按照这个理论，只要付更多的钱就能留住银行家。投资银行小心翼翼地采取各种改善“生活质量”的措施，试图仿效网络公司的办公环境。从原先夏季每周五的便装日变为全年可穿休闲装上班，当时这一举措被看做是革命性的变化。当休闲装措施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时，公司又提供从免费水果和咖啡到带薪假期等各种福利条件。不久，投资银行又转用他们最熟悉的方法：现金。很快，公司竞相出台名目繁多的额外薪酬补贴计划，包括现金、股票以及多种方式参与公司私募股权投资的机会。
银行家跳槽去网络公司的潮流最终逐渐平息下来，原因在于网络公司IPO的市场最终崩溃。幸运的是，1999年高盛上市期间制定的独特的薪酬机制，让我们看清楚由纯粹的贪婪所造成的冲击。IPO期间，所有高盛的员工都得到了数额巨大的股权，如果他们在三年内离开公司，这些股权则会作废。高盛IPO给留下来的员工的条件如此优厚，任何其他银行的薪酬激励计划都不能望其项背。但是，高盛的人员流失率和它的同行一样高。为了阻止人员的大量流失，高盛(在赠送IPO股票的基础上)设置了更慷慨的薪酬激励计划，但是仍然于事无补。
当我们了解了20世纪90年代哪些人成为了投资银行家，他们为什么要当投资银行家之后，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投资银行向交易驱动型企业文化根本转变所带来的影响。在整个华尔街，成为优秀的团队成员或者拥有其他古怪的想法不再是个人成就的目标，大家的目标变成做项目、创收入以及曝光度，成本可以忽略不计，更何况成本是由别人扛着。
过去10年投资银行的社会形象逐渐走下坡路，公司的部分标准也相应降低，这使得投资银行家的个人和专业形象也一并遭到破坏。投资银行家们深信，投资银行原本是精英荟萃之地。但牛市中大肆招兵买马的决策使得这种观念受到了考验。当最后一轮裁员尘埃落定，这一神话再一次受到冲击。在整个裁员过程中，明显存在着太多的特殊安排，而太多的内部斗争和偏见也留下了清晰的印痕。
华尔街上的失业者
从2001年到2003年间，帮助裁减人员控制情绪，有好几次成了我的一项重要工作。在谈话过程中，他们总是在一个完全不恰当的时刻叫起来：“我没有失败!”或者：“我不是失败者!”甚至，以投资银行的行话来表达：“我不是最差的那1／41”。
对2001年至2003年大清洗中的幸存者而言，生活或大或小地发生了转变。从小的方面来看，茶水间的水果篮和免费咖啡早就消失了。尽管休闲装尚未明文禁止，但穿着休闲装的社会含义已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正规套装重新成为礼仪之必需。从更基本的层面讲，这一时期最大的转变在于没有多少业务可做。在可以做的业务中，能顺利完成的越来越少。
在20世纪90年代，一名银行家在一年里参与完成10个以上的项目稀松平常。现在，2000年从商学院毕业加入投资银行的银行家经过几年就已升到副总裁级别，但却还没有真正做出过一个项目。这表明，即使再裁减成本也无法达到昔日的赢利水平，投资银行的效率急剧下降，交易和研究部门本身就意味着巨额的固定开支。
随着2001年和2002年不断的减薪，银行家对想象中的奖金预期已大幅下降。以前，一位普普通通刚升到副总裁级别的银行家一年的收入有50万美元，现在，董事总经理的收入也到不了这个水平。越来越多的薪酬以股票形式支付，并且有一个越来越长的冻结期。所有这些都反映了一个事实，从深层次讲，所谓的精英神话、银行家和银行之间的社会契约，以及吸引这些专业人员投身于投资银行的团队文化，现在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摘自《半路出家的投资银行家》【美】乔纳森·尼著贝多广等译中信出版社2008年10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