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有关中国贫困线高低的争论一直存在，不歇不休，而此次贫困线的大幅度提高，舆论反应也不一。有学者认为，贫困线此番提高，已接近(若参考人民币的购买力因素，则甚至略高于)人均每天1美元的国际标准。但也有学者表示，虽然2300元的新扶贫线超过了每天1美元的标准，不失为一次很大的进步，但1美元的所谓“国际标准”的通用性却有待商榷，人均1美元所能达到的生活水准已然无法被轻松冠之以“脱贫”的光环。不同国际组织在不同时期订立的贫困标准各有差异，围绕中国现状与国际标准之间的比对，未有定论。但起码与中国近30年来巨大的发展成就相较而言，贫困线的长期偏低，确与前者不甚匹配。
综观各方论争，均认可一个不争的事实：此次新贫困线的划定，对于中国为数众多的低收入人群而言，将具有极为重大的现实意义。国家用92%的增幅来向社会表明，直面并尊重客观现实，永远是困局求解具有实际意义的第一步。需要注意的是，近乎翻倍的增幅除了印证决策远见，也还说明了此前基数过低的状况，即便抛开对错，亦应有对现实的更全面认知。有观点这样表述此次贫困线提高的最直接后果，贫困线提高则贫困人口数量激增。据新华网消息，标准调整后，全国贫困人口数量和覆盖面也由2010年的2688万人扩大至1.28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13.4%，占大陆总人口的近十分之一。但必须厘清的是，作为人为划定的一个标准，贫困线的高低，本身与实际低收入、长期处于困窘状态的人群多寡无必然关联，贫困线提高抑或不提高，国民的实际生活水准都在那里，不增不减。随标准提高而产生变化的，只是规则范畴内被认可的贫困人数，以及因更多的低收入人群被新贫困线承认而随之带来的更多的国家责任与担当。
很多年了，人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话是，中国用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近些年，又有“9%养活20%”的修正说法)，抛开该命题的准确性与可比性不谈，单一个“养活”便实在道出了“贫困”概念的中国理解。人之为人，从来不仅仅是吃饭而已，尤其是在解决生存问题不应再成为问题(更别说作为借口)的时候，国家使命之于此的思考早已到了该更进一步的关口。“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说起来简单，但没有人会否认其实践的难度。尽管任重而道远，但却更是考验政府执行力和执政诚恳度的重要标尺———做与不做，以及是否真正下工夫做，其效果天差地别。
更何况，“扶贫”概念本身已然到了需要重新破题的时候，贫困作为国民在社会生活中的属性特征，并无刻板的城乡分隔，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城乡贫困人口分别有不同的政策应对，扶贫还是低保，取决于户籍藩篱的遮挡。尽管近些年来，已有不少省份逐步实现了名为“农村低保”的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但不仅在名称、更在划定标准等方面有极大差距。中国扶贫需要新思维，必须要从逢年过节的“送温暖”思路中跳出来，而且也要反思以往简单输血的得失，用市场化的方法来解决贫困地区因市场经济不足而无法脱贫的问题。
一个月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天津日报》撰文谈及“穷人的政治学”与“穷人权利”，并表示“一个政府、一个社会应该更多地关爱穷人，穷人应该拥有平等的权利”。相较于经济贫困而言，权利的贫困之于理解国家与国民的共存关系而言更具特殊意义。必须看到，国民待遇的差异源自“社会剥夺”与“社会排斥”的长时间作用，权利不对等格局之下必然是利益的不均衡，物质贫困的背后掩藏着权利的贫困。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党国英研究员认为，最终的扶贫机制，还是要靠城乡的一体化。需要从实现社会平等的视角去踏实研判中国贫困问题的严峻程度，并在此基础上诚恳呼应国民脱困的更深远诉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