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贺岁片《锦衣卫》中，锦衣卫指挥使青龙，说了一句在当年显得很应景的话“为尊严而战”。“尊严”，无疑是贯穿2010年的一个高频词，在政治文化、社会民生乃至此类文艺作品中，都随处可见。这是因为去年温家宝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一再强调，“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而日前，一份调研范围涵盖31个省的《中国农民状况发展报告》(坚称“《报告》”)出炉。报告称，在贫富差距、城乡差距逐步拉大等情况下，农民的尊严感或继续下滑。过半的受访者认为农民是社会的弱势者，比其他人低一等；同日，还有另一新闻引人注目：中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这个标准比2009年提高了92%。
这两个新闻对比着看，或更有阐释价值。比如这个大幅提高的扶贫标准，并未赢得一致赞誉。有网友跟帖大呼月入三千元，生活都很恼火，别说年入两千了。而能上网反馈的，按说不会是扶贫线以下的家庭，所以这感慨大概和正享受着这一救济标准的特困家庭多少存有一定隔膜。
理论上讲，收入和尊严感未必有必然联系，但揆诸现实，却不能否认这一点。《报告》显示，农民对贫富差距感受颇深，收入较高者认为“活得有尊严”的比重高于收入较低者。在与有钱人、官员、医护等专业人员交往中，农民尊严感很低。
由此可见，尊严不仅取决于经济因素，也与其权利状况密切相关。虽然，多数农民未必能说出“尊严”一词，但这并不影响其日常观感。比如，勤劳难以致富；比如，在某些基层权力系统神经末梢，监督匮乏而权势炽烈，自己时常面对无力感和沮丧感。这种家常的憋屈苦闷，就是人权利和尊严受损的庸常状态。上述那个已大幅提高的扶贫标准，却仍被视为难以想象的生存底线。如此社会语境中，农民生存现状、生活品质可想而知。若连生存和生活都不能舒展通畅，自然更侈谈尊严感了。
为何在钱、权面前，农民尊严感很低？势利真的只是一种市井文化？其实，它更是一种社会病灶：当权力为资本护航，官商鱼水情深，而底层弱势者维权屡屡碰壁；当权势挤占贫寒子弟上升空间不再成为新闻时，这种相对剥夺感，自然充溢世间。特权、财势逞威泛滥，就是对其他人的羞辱与歧视。而当民众感到自己是否被公平对待或特殊照顾，取决于所占据的权、钱资源时，阡陌市井间的农民、市民的尊严感自然降到冰点。更何况，一些公共服务还远非以每个公民为平等的主体基础，而是分三六九等地区别对待，处于权利保障边缘的农民群体，自然更受伤。
尊严就是让人感觉到自己有意义地存在。它和自由一样，是人与生俱来的东西。每个人都生而尊严，又为尊严而生。所以，我们首先要学会尊重穷人，尊重抗风险系数最低的群体。当最底层最弱势的人，都感受到尊严的时候，“权势即尊严”的逻辑链条就会断裂。
说到救济扶贫，曾有人认为调高贫困标准会增加贫困人口，影响形象。这种不人道的乖谬观点不堪一驳，好在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此前表示，扶贫标准低，是目前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客观存在的。还表示中央思路一直是明确的，将不断提高扶贫线。虽然，尊严感不完全等同于经济状况，但以制度兜底来缩小分配差距，以公共责任来弥合社会断裂，让基本公共服务惠及每个公民，让人人免于贫困的风险，这至少是一条尊严的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