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英 财经评论员
事实上，这样的“电价分歧”仍将长期存在，且短期内似乎无解。
对于电力供应而言，虽然在过去5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创造全球电力建设纪录，净增4.5亿千瓦。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发电装机容量的扩容，却因煤炭供给的严重趋紧，根本无法满负荷使用，这即是我国“煤电矛盾”的主要原因。此外，核能、水能、风能以及生物能的内生瓶颈，亦是造成我国电力供应结构性短缺的因素之一。
就占我国电力供应近70%的煤炭资源而言，历年来一直呈持续趋紧态势，且早已从上世纪90年代的全球最大出口国，变成当下全球最大的煤炭进口国。我国去年的煤炭净进口已高达1.7亿吨，占全球煤炭贸易总量的15%。在煤炭进口量快速加大的同时，其进口成本5年内已上涨逾一倍，这亦是近来电价上调呼声频频的关键。
而就占我国电力供应30%左右的新能源而言，无论是核能、水能、风能、太阳能，还是生物能源，因内生瓶颈的难以突破，短期内亦难挑电力供应大梁。历年寄予厚望的核能，在今年3月日本福岛核事故的冲击下，一度全面停建；水能在过去几年的大跃进之后，饱受生态破坏和移民争端的质疑；风能和太阳能，亦因发电成本过高、并网难等原因，一直难以大规模推广；而生物能更因我国人多地少的局限，根本难有“余粮”进行转化。
据中电联预测，继我国今年电力缺口3000万千瓦之后，2012年我国电力缺口更将高达5000万千瓦左右。正是日益加大的电力供应缺口，在导致各地近年不断拉闸限电的同时，助推了电企频频上调电价的呼声。
那么，基于决定价格的供求关系进行分析，似乎电企要求上调电价的呼声完全合理。但是，如果结合电力供应之于整体经济和民生保障的服务属性而言，当下恰恰不是上调电价的最佳时机。
因为，自2008年我国经济遭受美国次债危机冲击后，经济增长虽于其后两年经历了短暂复苏，但今年以来却因欧美债务危机持续恶化的影响，经济增长已连续三个季度下滑，大批依赖出口为生的中小企业更是濒临倒闭边缘。在此时，如果上调电价，必然会加大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让本已陷入困境的中小企业更加困难，以及增加民生压力；不上调电价，电力供应缺口持续加大，且电企将难以为继。电价上调不是，不上调也不是，“电价分歧”因此而生。在这种“电价分歧”的背后，更牵连着我国经济层面更为难解的结构性矛盾。
这种经济层面的结构性矛盾，体现在：我国历年依赖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强烈依赖于电力供应的价低和量增，但是在我国电力供应短期难以突破之下，显然难以持续。反之，如果加大拉闸限电频率、加大电价上调幅度，虽可部分减少电力供给缺口、减少电企亏损，但这又会造成短期经济的大幅下滑，而这无论对于启动内需、还是减少失业率而言，均会令人难以承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