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曾寄厚望于WTO：来自外力的国际化进程往往可以破坏既得利益的平衡，或者说大大增加维护既得利益的成本，从而促进体制改革。因为国际企业不受低效融资市场的困扰，所以任何体制缺陷都会影响国内企业的竞争力。面对加入WTO后的国际竞争，政府应该更有动力去改革融资市场。
如此简单的逻辑为什么没能在日益开放的中国产生作用呢？因为这个逻辑的假设是错误的——市场的低效率对企业的影响不是一视同仁的。在现实中有些企业因为所有权、政治纽带或所处行业等原因，比其它企业更容易规避市场渠道，因而无需支付市场低效带来的额外成本。这些特权企业会在竞争中获得更丰厚的利润，往往更乐意从利润中分出一部分来用以维持这些特权。不幸的是，维持特权，也就往往意味着维持市场的低效率。
在国门敞开之前，企业面临两种选择：努力创新，提高产品性价比，或者努力钻营，争取更大特权。可以想见，市场效率越低，后者吸引力就越大，而当经济中存在越来越多的可以规避市场渠道的特权企业的时候，改革的动力也会越来越小，也就是所谓的体制僵局。
国门打开将同时产生两种效应。首先，在开放的国内市场，特权企业不再跟国内同行竞争，而是跟国际价格竞争，所以抑制市场效率不再能帮助特权企业提升利润空间。其次，在广阔的国际市场，任何市场效率的提高都会给具备竞争力的企业带来比以前高几倍几十倍的收益。按说，这两点都应为制度创新提供动力，从而打破体制僵局。
可惜，这个逻辑还是错的。
第一，以上分析的前提是企业的利润最大化。的确，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中，抑制市场效率不再增加特权企业的利润空间，但越是有特权的企业越不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当国际化把市场中的无名小辈们竞争出局之后——记住，这些无名小辈们面对的仍是国内高成本低效率的体制，因此缺乏竞争力——特权企业就在经济中占据了更重要的位置。
第二，一场全局性的体制改革的确可以为广大中小企业在国际市场的打拼增加后劲，但前提是有这样一批企业存在。它们有长期培养起来的技术有能力有冲劲，只要把它们跟高效的劳动力、资本、信息和产品市场结合起来，这些企业的增长势头会非常迅猛。这样的企业我们的经济中还有很多，但正渐渐消失。当炒房地产比搞制造业更有吸引力，当随时改变的游戏规则打消了长期投资的积极性，有谁还会去费心打造一个有技术有能力有冲劲的企业？没有了这样的企业，没有了潜在的体制改革的受益者，体制改革短期很难看到收效，那么又有谁会有动力去打破体制僵局？
第三，这个分析没有把外资企业的在华业务考虑进去。跨国公司由于其全球化的金融、生产和销售布局，在人才、技术和融资方面很大程度依靠公司内部整合，对国内体制的依存度相对较低。加入WTO后，如果打拼国际市场的主力军是跨国公司的在华子公司，那么我们在低效率的体制环境下仍可见繁荣盛世，从而打消了改革的紧迫感。事实上，我们常引以为傲的高新技术出口，依靠的往往是跨国公司内部的资金和产品供应链，而不是中国的市场发育。
中国经济最终往哪条路上走，靠的不是WTO，而是要直面自己的目标函数和制约因素，尽管这种直面很有可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本文摘编自11月21日《21世纪经济报道》社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