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维国 评论作者
社论说，“要打开民间金融市场的大门，则需先正视其正门的地位，给予其应有的政策和法律空间。”确实如此，不应让民间借贷成为正规金融的有益补充，但“应有的政策和法律空间”表述模糊，什么叫“应有”？在中国，许多事情，“应有”等于形式，等于没有，所以，在民间借贷问题上，不存在“应有”，而必须给予其专门政策和单独立法。
当下，关于民间借贷引发的风险，人们的目光似乎只关注温州，实际上，民间借贷的高利贷化风险是普遍存在的。说现在是全民高利贷真的不为过，就连我老家那个偏远的山村，也刮起高利贷之风。
放高利贷是一个击鼓传花的高收益、高风险游戏，但这个游戏缺乏监管、规范、约束，所以，受益越高，随之相伴的风险也就越大。从山区农民这样的最底层开始，一般要经过四五层，越到高层利息越高，这些钱最终不管流向中小企业，还是其他领域，其高额利息往往超出借贷方的利润承受能力，一旦借贷方无力偿还，资金链便会断裂，立马全线崩盘。受冲击最大的就是底层百姓。这一点，无论是在温州，还是在泗洪“宝马乡”的高利贷市场崩盘中，都可清晰看出，普通百姓家庭卷入高利贷市场，其所潜藏的社会风险，实难估量。
中国民间资本庞大，可投资的渠道却非常狭窄，而对于老百姓而言，手中余钱又渴望保值增值，民间借贷自然催生。民间借贷不是洪水猛兽，人为打压、堵塞只会适得其反，但如果不加监管、规范、约束，任其野蛮生长，民间信贷市场高利贷化风险就会越来越高，所以，必须将民间借贷合法化，用制度监管，用法律规范，用规则约束，让其有序健康发展。
然而，不管是开放金融市场也好，“规范化阳光化”也好，给予其合法地位也好，前提都必须是对民间借贷进行立法，比如一直难产的《放贷人条例》究竟何日出台？要知道，没有一部完善的法律和配套制度，市场风险如何控制？又怎能做到“规范化阳光化”，又怎能奢谈“合法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