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 自由撰稿人
第九套广播体操选在今年的“全民健身日”正式公布，这是自1951年以来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出现的国家仪式。
和很多治理技术一样，广播体操在中国也是一项现代发明，其根源可以追溯到中国近代时衰弱的身体状况。秦汉以降的中国思想强调重道贱身（所谓“舍生取义”），传统上也不从力量、肌肉的层面强调自己的身体（这样的身体常与攻击性相联系，被视为负面因素），而认为力量是通过“神”、“气”、“志”、“精”来展现的。概言之，中国传统上推崇以“气”的操控使精神焕发，而不像古希腊人相信人的自我操控来自肌肉。但这一观念在晚清家国衰败的局势下遭到极为严峻的挑战，在屡屡失败和遭受侮辱的困境下，人们逐渐达成一个共识：国家衰败的根源在于国民身体的衰弱，而要避免亡国灭种的命运，就必须重建国人强健的身体。
在这一基础上生发的大众体操，更像现代体操之父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雅恩所发起的政治体育：德国的“体操时代”就是在他的呼吁之下，作为应对拿破仑入侵、振兴民族精神的一种民族运动而兴起。近代中国无疑也隐含这样的目的，并同样带有明显的政治和军事化色彩。但不同之处在于：大众体操起初并非一个自发的社会运动，而由国家意志加以贯彻和推行。在1930年代国民政府的新生活运动中就有“身体要运动”这样的歌曲，推广一种当时还算较新的理念：要把身体看作是一个运动态的力量场所和锻炼人格的必由之路，而非一个静态的养气之所。
就这样，身体渐渐被视为一种公共政治场域和政治技术工具，国家和知识分子都推动和鼓励这样一种新观念：通过不断运动唤醒沉睡的身体，改变病弱的身体状况，达到一个健康的新生。这在延安这个巨大的实验室里最终成为现实：当时的观察家都注意到延安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年轻人，他们过着朴素的清教徒般的生活，常常有例行的早操（以后演变成延续至今的学校传统），这使他们看起来比国内其他地方的人们要健康得多。体操符合毛泽东一生的两大信念——“尚武和爱国”的要求；同时，整齐划一的群体体操，还通过对身体的协调控制施加一种纪律，改变中国人“一盘散沙”的弱点。
正因为身体政治如此重要，所以几乎在全国解放的同时，“增强人民体质”就已被高度重视为一个极具紧迫感的政治任务。新成立的国家体委主任是后来被授予元帅军衔的贺龙，这本身就传达出了国家的重视程度。借助广播这种威力无穷的新技术，体操得以在极为广阔的空间内推行并实现标准化——这也是为什么早在1951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和中央广播事业局就共同决定在全国开展这项运动。同年11月24日第一套成人广播体操公布后，一件此前从未有过的事逐渐变成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每天早晨广播喇叭一响，亿万人随着有节奏的乐曲做操。
此后的每一套广播体操，都带上了其所在时代的鲜明烙印，但有一段开头语通常是相似的，即“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在1970年代时，后面还加上了“锻炼身体，保卫祖国”这几个字。这是延续了近代以来一贯强调的主题：塑造一个强健的身体主要的并非个人需求，而是民族和国家的召唤。当然，即便在英国，如果在奥运会和足球世界杯的比赛中成绩不如人意，通俗报章也会将这些失败渲染为国族衰败的铁证。按照后现代主义的观点，身体总是等待着被超出其控制的社会力量重新建构。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广播体操的目的一直深深扎根于救亡的历史之中，也不像西方那样突出运动的性别趋向——因为传统上运动原本并不构成男子气概的任何部分，相反，广播体操经常强调“全民参与”的特点。
随着时代的推进，“全民健身”以挽救国族危亡的最初目的已经渐渐被淡忘，取而代之的更多是个人健康的考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人们逐渐将广播体操“私有化”了。然而不管怎样，已推行了整整六十年的广播体操确实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和中国人，这可能是参与者最多的现代性体验：让十多亿人学会对自我身体的控制，使身体服从理性心智的意志，培养一种身体自觉和自信的意识。这些最终都和其他变迁交织在一起，成为现代中国人人生经历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