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论作者称，打工子弟梅梅起诉政府，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的受教育权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此，笔者有一点不同意见。不要说梅梅起诉政府能否胜诉，即便维权成功，个案也难以改变千万农民工子弟城市读书难、农民工子弟学校转正难的现实。
首先，在中国，农民工和政府部门打官司难是不争事实，这种难不仅在农民工经济困难，没钱打官司，更在于打官司过程繁杂漫长，甚至掺杂人为因素，农民工还得打工维持生计，耗不起精力，也没有与权力博弈的资本和能力。《义务教育法》普及多年，现实中，哪个农民工不知道子女城市上学难是合法权益被侵害，但这么多年了，有几个农民工拿起法律武器捍卫权利？明知权益被侵害，却选择忍气吞声，其关键原因就是农民工没钱、没精力，也没有能力打官司。
其次，农民工子弟城市读书难、农民工子弟学校转正难现象，不是一天两天存在，而是长期现实。可以说，自从有了农民工，就有了农民工子弟城市读书难，这个“难”就发生在政府眼皮底下，其关键原因是户籍制度，说到底，是公民权利被漠视。这个权利当然包含公民受教育权，也就是说，农民工子弟城市读书如同“打游击”难以安稳，农民工子弟学校被关停，政府早就知道这是对公民权利的不尊重，是违法行为，之所以长期明知故犯，关键是不要为此担责，更不要说受到法律惩处了。
基于上述，梅梅起诉政府的个案显然难以改变“农民工子弟城市读书难、农民工子弟学校转正难”的现实，只有主动、畅通的法律援助渠道以及政府为此担责，并因此受到法律的应有惩罚，才能彻底改变这一冷酷现实。也就是说，一个地方，如果有农民工子弟上学难，政府相关责任人被严厉追责，依法严惩，政府就不会漠视民工子弟的教育权，就会想法设法解决其上学难。反观现实，迄今为止，这一本该发生的事情，发生率仍为零。
关于农民工孩子上学难的新闻，几乎每年都有，只是发生的地方不同而已。其中大道理已经讲完了，无需赘述，现在迫切的问题就是，如何拿出具体措施解决这个问题？在笔者看来，就从“农民工孩子上学难”由政府担责开始。这或许是解决“农民工子弟城市读书难、农民工子弟学校转正难”最有效的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