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关注“二代”现象，《穷二代：别让我输在起跑线》的长篇报道引人注目。报道涉及二代农民工边缘化、普通家庭大学生求职难，提出就业市场公开透明、户籍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解决“贫穷世袭”问题。
“穷二代”、“富二代”、“官二代”，民间有此类概括。现在进入正式讨论，显示问题在得到正视。
穷二代、富二代，财富之分；官二代、民二代，权力之分。若论“贫穷世袭”，应是包含经济贫困与权利贫困两种情况。富二代、官二代，往往与“仇富”、“仇官”相联，分别对应普通人所感受到的分配不公平与权利不平等。
分配不公平，可以用基尼系数衡量。很多人说，分配不能讲结果公平，而要讲起点公平和机会公平。这有一定道理。我们确实可以看到，人们对“仇 富”，经常是仇为富不仁。然而，结果公平也并非可以忽视，否则用基尼系数来衡量贫富差距有何意义，只要教育人们“结果差异大正常”就够了。
权利不公平，这是更大的问题。今天，人们已经越来越不接受权力压倒权利，而现实的情况是权利被权力轻易剥夺，而且权力呈现世袭之势，形成“官二 代”。“仇官”，基于官员阶层的权力私利化和特权福利化。“官二代”上位，既是权力私利化和特权福利化的表现，也是权力私利化和特权福利化的发展。
几十年改革开放，开始于解决普遍贫困、短缺、温饱不得的问题，办法是放开经济领域，在社会层面是使人从人身固定的处境下解放，“一张身份证走全 国”。随着普遍贫困、短缺和温饱不得的状况被改变，人们的社会意识和权利意识在发展。拿着身份证走全国以后，你会发现身份证并不能保证你顺利进入城市生 活，而且人在温饱之后寻求进一步上升的空间的要求在增加，而社会改革没有提供与之相应的机会。从国际规律来说，这就是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后，会进入一 个社会矛盾多发的时期。
中国社会并非阶层流动减少，而是一直在增加，从出身(包括出身阶级、出身地点等)决定一切到今天，社会上升渠道是增加的。但人们的要求与现实之 间的落差加大了。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的社会意识和权利意识提出的要求，已经超过了社会改革和制度改革的发展。历史地说，这也可以理解为，由消除人身禁锢 所释放的社会活力已经接近用完，新的社会活力需要社会改革、制度改革来实现，社会通道的开辟，公民权利的落实，必将起到决定性作用。
问题远不止于就业市场、户籍改革和公共服务，根本点在于扩大权利、保障权利和落实权利。如果公民权利不得伸张，那么就业市场、户籍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改进，会被视为枝节，而不会被根本认可。建立在权利保障的基础上，则这些改进以及其它更多方面的改革是题中应有之义。
人们已不能接受与生俱来的不利地位，迫切需要改变不利地位的可能，迫切需要社会平等和公正的制度性落实。对此要求，顺应则社会可继续前进，逆违则难以安宁。一些国家在迅速进入中等发展水平初期阶段后发生历史停滞乃至倒退，可谓镜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