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山西省纪委、省委组织部公布了260名各市、县(市、区)纪委书记、组织部长手机号码和电子邮箱，随时接受群众对当地换届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进行反映。在媒体对上述电话一一拨打时发现，“260个手机号码竟然有145个无法联系”，有的停机、关机，甚至是空号、错号，一时间引来网友的热议。
梳理舆论对此事的评价，有论者从电话接通情况继而指向政府此项措施的诚意，诸如“作秀”之类的担心固然可能是过于苛责，但亦不妨碍这样理解，苛 责依然是希望善政最终真正落到实处的良好期待。平心而论，多一项沟通渠道终归不是坏事，现在需要做的，更多还是“听其言，观其行”———既然电话号码已然 公布，那就要实实在在地确保其畅通。不仅电话要通，而且通话之后还要有切实的效果。让据说在该省乃至全国“首开先河”的举措，不要不了了之，更不要变味、 跑调。相较于其他大刀阔斧的改革而言，这真不算什么大动作，但只要是改变的努力，再小也可以给予它肯定。这肯定，当然也包括核实电话是否畅通的较真和督 促。
此事引来围观之后，当地有关部门负责人对电话打不通的情况进行了一些解释。但对照此前媒体260个电话逐一拨打核实时的内中详情，会发现，显然 不是所有的接不通都可以归因于“开会的时候会场屏蔽”这样的理由。能够想象，对于公布领导手机号码这样的举措，会有各种不适应和阻力，包括领导生活私域时 间和空间是否有必要公开这样的疑问。但终归希望，“省里讨论这个问题”后所给出的“解决办法”，是完善而非撤回。需要明确的是，把领导干部的手机号码向民 众公开，应当视为加强官民互动的善举，应当被坚持和推广。
当然，电话号码刚刚公布，难免有一个测验政策诚意的“猛打期”，但终归会趋于正常，而且只要电话号码被公布，就已然无法保证只在这特定的时间 段、只有地方换届选举的事宜才打进来叨扰领导，更无法控制究竟是普通干部，还是一般民众来打这些电话，它必然会成为官民交流的另一种渠道，而且会带有即时 通讯的便捷特性。有趣的是，即使是那些能够接通的电话号码，对于频繁打进来的、或许更多只是“检查电话是否开机”之类的试探，不少官员表现出一种不胜其烦 的态度，而这可能更值得思考。在领导电话被公开之前，这种来自相对民间的声音(或者叫“骚扰”)，难道一直无法原汁原味地传到官员那里？倘如此，这就可能 是大问题。
有论者把这次的公开电话号码看做是“以制度救制度”，着眼的也是官民之间其他制度性沟通渠道不通畅的现状———那些被写入制度的领导接待日，被 挂到墙上的意见箱，在起作用吗？又究竟起着多大的作用？有主流媒体“善解人意”地为官员维护私人空间，发表诸如“其实我们有很多渠道可以沟通”之类的见 解，但从官员在电话号码公布后的极度不适应观之，民众想要见到领导，想要跟领导进行某种形式的交流，在公布电话号码之前可能还真不是那么容易和方便的。
有事总喜欢找领导，期望上达天听、让更高级别的领导知道，这或许受限于中国人长期传统思维的熏染，但也径自表明，除了寄希望于遇到开明的官员， 其他人、其他常规的制度设计，都不那么有效。就像日前被爆出的另一则新闻，在河南省淮阳县，民妇不得不在公开场合冲到主席台前，向县委书记下跪，然后被 “淡定书记”的部下拖出会场、厉声威胁，因为凑巧被媒体拍到、被网络围观，才受宠若惊地有幸得见官员十多分钟。官员与民众的交流通畅与否，可能不在于具体 某种新形式的开辟，但倘若总是需要不停开通新的渠道来弥补，那便真的到了需要认真反思的时候。
让官员不胜其烦的罪魁，可能不是民众的频繁“骚扰”，而是被尘封和雪藏的那些本该起作用，但却一直没有落实的制度设计。被公开的手机号码，只是 让官民之间的沟通现状有了一次逼真的呈现。有一部电影的名字叫《保持通话》，套用过来，官员与民众之间也要保持通话，而且是渠道更顺畅、更多元地保持通 话，已然变得十分迫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