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因燃放烟花爆竹引发了大量的火灾乃至人员伤亡。发生如此惨剧，当然令人扼腕。于是呼吁禁止燃放鞭炮的讨论开始兴起，南方都市报即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告别燃放烟花爆竹的旧民俗》(2月3日)、《燃放烟花爆竹，有百害而无一利》(2月5日)、《坚持禁燃烟花爆竹是有道理的》(2月7日)，其论证方式是类似的，即分析了燃放鞭炮带给人们的只不过是虚无缥缈的“过年气氛”，但却产生了种种恶果，遂呼吁移风易俗和政府直接下令禁止。还有另一种呼吁禁鞭的主流论证方式，是引入了经济学中的“外部性”这一分析性概念，指出燃放鞭炮形成了噪音、污染，对其他人形成了负面影响，故应该禁止。
前一种论证方式，在伦理学上被称为后果论的论证方式，即以行为产生的后果来论证某种行为或价值的正当性。这种论证方式大致是立基于一个“目的——— 手段——— 后果”的分析框架。注意，其实这三个范畴可以进行多种排列组合：目的正确或错误、手段合适或不合适、后果与目的相符或不相符。在关于禁鞭的讨论中，“目的”指的是燃放烟花爆竹营造过年气氛，“手段”指的是某种燃放方式，“后果”指的是由此造成的噪音、污染和火灾乃至伤亡。禁鞭的论证，立足于两个逻辑链条，首先是基于后果错误来论证手段的错误，进而又因此推论出目的错误，于是呼吁移风易俗。倘若仅仅止步于第一个逻辑链条，在我看来是成立的；但再进一步推论出目的的错误，则是犯了一个智识上的错误。在这个话题的“目的——— 手段——— 后果”三范畴中，“目的”本身是外生的，目的正确与否，是无法用“手段”和“后果”来确认的，因为二者是在“目的”之后才产生的行为。换种说法，如果能直接否定“目的”，后面的论证在逻辑上就是多余的。
至于燃放鞭炮会导致某种“外部性”的分析方式，同样也是不成立的。何独是放鞭炮，任何行为皆是有外部性的。眼见的例子是，汽车同样造成了噪音、污染、人员伤害，是不是应该禁止汽车呢？“外部性”这个概念若能成立，首先须确认权利，即某种行为对他人的权利造成了并不支付代价的伤害，方称之为“外部性”。一种行为，尽管会给他人带来负面影响，但若这一行为是界定给了行为人的权利，就不构成“外部性”。基于任何行为皆会对他人造成负面影响，权利即可定义为允许某种外部性行为的存在，即其他人必须容忍某种外部性。于是，问题就回到了燃放烟花爆竹是否构成一种权利？这与前一种“后果论”的论证方式指向的是同一个问题，即燃放烟花爆竹以营造“过年气氛”的行为是否具有伦理上的正当性。
再强调一下，回应这一问题，是与燃放烟花爆竹的手段与后果无关的。何谓权利，是一个很复杂的话题。在现实中，“法无禁止”就构成民众的权利。而“法”禁止或允许某种行为，依据的理据是什么？是民众的广泛认同。而这一认同如何可以观测到呢？在现实中，传统、习俗其实就是一种最重要的表达认同的方式。千百年来，人们的某种固定的行为或价值取向，即被称为“习俗”。春节燃放烟花爆竹，正是一种千百年来形成的习俗，这就是民众的权利，尽管会形成某种影响他人的噪音污染，但他者是必须容忍的。至于为什么必须遵从习俗，这是一个很艰涩的话题。对这一论题进行了艰苦论证的、伟大的思想家哈耶克指出，尊重传统、习俗，对人类的福利改进是有助益的，这一点或许不能为人们的理性所认知，但的确是事实。
当然，传统和习俗是会演进的、变化的，过去60多年，先是经历了几乎颠覆一切传统的“破四旧”运动，改革开放后又经历了否认传统和呼吁向传统复归等几个轮回，民众的思维在这一轮又一轮的备受煎熬中，并不曾放弃春节燃放烟花爆竹这一习俗，这一事实背后的伦理正当性，绝不是“有百害而无一利”、“陋习”这样简单化个体性的情感可以否定的。燃放鞭炮，对当事人来说，其“利”何在？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呢？不能认识到这一点，仅仅根据某种具体行为造成的恶的后果来否定习俗，这是把自己当成了可以宰制他人价值选择的道德超人——— 哈耶克说，这是一种理性的僭越和狂妄。
就这个话题，在我看来，燃放烟花爆竹的习俗是必须尊重的，有待讨论的只是燃放的方式而已。 □苏振华(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