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规制与竞争研究中心主任张昕竹长期关注电信业发展，对电信资费改革也有独到研究。就“‘十一五’期间我国电信综合资费水平下降41.93%”的经济意义和深层次原因，张昕竹于1月5日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张昕竹指出，“十一五”期间，电信综合资费水平下降约41.93%，这是很大的成绩，特别是在目前通胀预期高企的背景下别具意义，可以说是“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亮点。我国电信业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绩，一方面是因为电信资费定价机制有重大变革，另一方面也是运营商与消费者之间更多妥协的结果。
张昕竹认为，总体来看，“十一五”期间，随着资费改革的推进，电信价格水平和价格结构都趋于合理，一方面是资费水平下降明显，这一点给老百姓带来的实惠值得肯定;另一方面，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价格结构趋于合理，过去长话、漫游价格偏高的局面已经得到改变，各类资费的价格水平都趋于平衡。“十五”期间，固话和移动的资费体系还很简单，但在“十一五”期间，通信套餐层出不穷，消费者有了更多的选择。比如消费者一般都不想要月租费，但是电信运营商作为企业来讲又需要月租费，因此出现了所谓“三步制定价”，即消费一定金额享受一定的通话时长，将月租费与通话费捆绑，这实际上是运营商与消费者的妥协，将消费者的选择与电信业自身的技术经济特点相结合，也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消费者带来的实惠。将来，这种定价方式必然影响到固话。张昕竹同时强调，虽然“十一五”期间，电信综合资费水平的下降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还存在不合理的地方。
张昕竹说，我国电信业定价机制的创新顺应了发展潮流。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电信资费改革的步伐就相当快，其中定价机制出现显著变化，过去是政府部门统一管理，现在则是绝大多数资费都由市场定价，仅有基本固话资费存在上限管理，但是从现实来看，纯粹的基本固话用户已经很少了，所以说，我国电信资费的定价机制向市场化转变。在资费定价机制的变革过程中，“十一五”这5年是具有承上启下作用的重要时期。在电信业务资费监管方面，工信部近年来一直在推进建立“在政府宏观调控下主要由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但地方运营商的电信业务资费大幅度调整仍需要报批或报备。
在肯定“十一五”我国电信资费大幅下降的同时，张昕竹也进一步指出，从国际比较和技术发展潜力来看，我国电信资费水平还有下降空间。国际电信联盟相关数据显示，就电信资费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这一指标看，我国还比较高，一方面是电信网络、运营成本还有下降空间，另外更深层次的，还可以通过推进改革、促进竞争，以市场的力量促使资费水平进一步下降。
张昕竹强调，我国电信市场不可能完全自由准入，但是目前的限制准入，存在企业滥用定价权的可能，一些定价方式可能将阻碍市场竞争的健康发展，如捆绑套餐种类繁多，令消费者无所适从等，对此主管部门要保持高度警惕。特别是随着三网融合的实质性推进，市场环境更加复杂，对监管者将提出更高的要求，但是现在只能通过网间结算、反垄断法等为数不多的手段进行制约，管理手段还很不健全。
在谈到互联网等新型信息通信业务对传统电信业务价格体系的冲击时，张昕竹表示，电信运营商承担了普遍服务的责任，需要对其进行价格补贴。互联网新经济企业在版权获取、税收等方面有巨大优势，其免费与低价的商业模式对传统电信商业模式带来巨大冲击，这是管制扭曲导致价值扭曲的典型范例，对此电信业还要加强研究，积极寻求对策。
张昕竹最后指出，这几年电信业的发展不如以前那么风光，业务收入的增长率已经连续几年低于GDP增长率了，好像已经进入了常规发展状态，但是实际上，电信业作为新兴信息技术产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不能仅仅从其自身的发展速率来体现，而应更多考量其给其他传统行业带来的发展速度和质量上的“质变”，我国一直远远低估了电信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展望“十二五”电信资费的走势，张昕竹最大的希望，就是国家尽快出台宽带战略，促进宽带资费水平进一步下降。张昕竹强调，宽带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将发挥关键作用。从经济学上看，宽带有巨大的外部性，也就是“自己建设、别人挣钱”，仅仅靠企业行为来解决整个国家的宽带发展问题是不现实的，必须以国家投资的方式建设更高水平的宽带互联网基础设施，加快宽带互联网内容和应用的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