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崇尚“善”和“美”，却一直没形成对“真”的敬畏之心。有时为了前二者，“真”就会沦为可以揉捏的面团。这大概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当 前各地的中小学教材里存在篡改原著，甚至杜撰事实的内容。
“实事求是”说了多少年，但从草根到社会的上层，这一信条经常被打上折扣。对“假”的轻责及玩世不恭取代了对它应有的厌恶及排斥，“真”有时不 得不容忍一点“假”，把它当成自己的成本。
“假”并非癌症，但也决不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一次感冒。“假”在过去只是说说假话，但现在派生出大城市里办假证、卖假发票的网络，知识分子的抄 袭，理直气壮的盗版和山寨，以及各种假烟假酒假学历。连精英中的“左派”和“右派”彼此辩论，也有很多人故意作秀，不说真话。
一个封闭的环境容易产生假，开放的环境更容易逼出真，中国的改革开放总体上带来了实现“真”的难得机遇，但机遇和现实还不是一回事。
“真”的长远好处是不需多说的，但重要的是创造围绕“真”的利益机制，使中国社会逐渐形成求真的自觉，拒绝“假”的短期利益的诱惑。
“真”的第一层价值，应当通过“假”的巨大代价来反证。中国社会应继续鼓励打假，事实上打假运动也是迄今“真”的最有效的护身符，如果中国没有 “3·15晚会”为代表的媒体打假行动，没有几位打假人士以及有关他们的争议，这些年围绕真假的思想启蒙或许就不会发生。
中国各级政府必须承担打假的更多责任，同时成为中国社会求真的楷模。尽管中国政府事实上承担了迄今打假的大部分义务，并不断扩大政务公开的规 模，但很多政府部门的公信力显然与它们的权力是不相称的，一些地方政府的政令不断受到质疑，无论这一现象的成因有多复杂，促成改变的发生都是政府应当努力 做的。
中国知识分子尤其应当把“真”放在善和美之上，不能把价值判断作为观察一切社会问题的出发点。现代传媒将许多知识精英变成了公众人物，但这些知 识精英的总体社会公信力也不够高，一些人对求真不够执着，不时“媚舆论”、“媚利益”、“媚掌声”，这是值得中国知识界反思的。
说到中小学教材里的造“假”，它真正反映的是“假”对我们社会的扰乱程度。对教材进行一次清假运动看来是很有必要的，但问题的根显然在整个社 会。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或许做不到中国社会“24K”的纯“真”，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里，求真从未进入某个时代的主流价值观。或许正因这样，这一代的中 国人有责任启动一个伟大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