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于，什么是“特殊情况”？“特殊”在何处？必须都能够清楚明白地说出来。“依法”者，本来指能够、必须清楚明白地说出来的一切，经得起具体条文、程序的认定。名之以“特殊”，又不能清楚明白地说出来，“特殊”者，就成了遮掩的代名词，不愿说、不能说、不敢说清楚明白了。就说是，“特殊”的认定标准，不在于条文、程序，而在于言说者、具体判决权力拥有者的随心所欲。
古有秦桧为岳飞定罪，依据是“莫须有”，具体的解释，大致有“也许有吧”、“必须有”、“怎么可以没有”等数种，今又有“特殊情况”，潜台词是不愿说、不能说、不敢说，内里的共同之处，终究在于“老子天下第一”，说怎样就是怎样，不应该怎样的也要强行怎样，不应受任何条文、程序约束，不必向任何人解释。则“莫须有”者，已经“何以服天下人”，“特殊情况”者，亦“何以服天下人”？
不能不再问一句，“莫须有”的背后，已经藏有几多猫腻，或者是忠奸不能容，或者是战和之争，或者是为了彻底投降，或者是忌讳武将干政、军人坐大，种种说法，尚未有定论，而“特殊情况”的背后，是否也藏有几多猫腻，藏有怎样的猫腻呢？同样是经不住人们合理怀疑的。
同一天的报道说，2005年至2009年6月，全国被判决有罪的职务犯罪被告人中，判处免刑和缓刑的共占69.7%。这，怕也是“特殊情况”的结果吧。
(湖北 许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