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前夕，武汉公安局交管局告知当地一批拍摄交通违章的“拍客”：“市民举报违章有奖”这一举措将于今年底取消。据悉，武汉是继广州、深圳等城市之后，第三个开展市民举报违章有奖活动又停止的城市。
首先需要申明，我并不认为有奖举报违章有多好；它说白了不过是“罚款经济”链上的一个“人工电子眼”。一方面，很多司机或已将之视为一种“应付 成本”，是电子眼拍还是人拍并无不同；另一方面，特权公车到处带头违章，对违章行为非但不产生羞耻感反而俨然将其当成身份象征，普通民众怎能不学？非要搞 有奖举报，那也应是有奖举报公车私用与公车违章。
这里，真正值得思考的是：对于有奖举报违章，隆重推出后又黯然叫停，背后缘由和考虑究竟是什么？有人把账算到所谓“职业拍客”头上，认为有奖举 报扭曲了社会价值观。可是，市民拍违章拿奖金不同于“钓鱼执法”里的“钓钩”，为此付出了相应劳动，即使拿到点钱，也绝非“不劳而获”或“不当得利”，有 什么好批评或眼红的呢？
据悉，武汉实施该政策半年，警方付了200万奖金，有人为此“心疼”大喊“不值”。可是别忘了，这些钱绝非警方所出，它实际只占警方因市民举报 而获罚款的N分之一。更何况，收到交通违章举报超过百万条，被确认有效并给予奖励的才十万多条，获奖比例仅十分之一，警方显然已很好地“控制成本”了。
又有人指出提高市民素质才是正道。对此，我有一点不明白：市民素质以空口白牙方式主动提高，或以公众监督方式被动提高，究竟哪个更靠谱一些？ “违章量没有下降，违章次数仍在上升”，这是官方叫停理由，然而这不能证明有奖举报的无效。因为交通违章量是个绝对数字，举报越少数字越小，举报越多当然 数字越大。
在我看来，有奖举报被叫停应是基于警方视角的一种“执法效益论”。归根到底，公权部门决定开展或叫停一项措施，考量标准可能也少不了一个“投入 产出比”。“成本”是相对“罚款经济”的进项而言：尽管警方已将获奖比例压缩到十分之一，可如果这部分支出仍超过电子眼投入，那就划不来了；“效益”则是 相对部门政绩而言：相比交通守法的本质改善，看得见的数字才最为部门政绩所需要，实行有奖举报违章无论有无效果，最大的副作用是违章量数字的不降反升—— 如果交通违章量就是政绩的需要，那么，对违章行为明察秋毫显然还不如睁只眼闭只眼。投入最少成本获取最大政绩，这就是“执法效益论”，它和一般意义上公众 对于执法效益的理解显然是不同的。明乎此，才能看出有奖举报被黯然叫停的真正缘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