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外长“特招女儿”事件并未因外长本人的道歉、辞职而画上句号——韩国行政安全部已计划针对过去十年间包括外交部高官子女在内的所有特别录用人员进行全面调查，调查对象达到了400余人，其中包含7名(4人已辞职)韩外交部高官的子女。
韩国这起“特招女儿”事件，从一个侧面折射出韩国政治从混乱、腐败走向有序、清廉，依然任重道远。但观察国内舆情，人们普遍选择的却是另一个角度——如果“特招女儿”这样的事发生在中国，会如何如何。“会如何如何”呢？这样的假设本身就有问题，因为在中国，像“特招女儿”这样的事几乎已是一种普遍存在，人们甚至已习以为常，视为当然，更遑论有人会“辞职”负责。
有人因此对这位韩国外长“肃然起敬”。窃以为这种“肃然起敬”未免不明所以，一是这位外长以权谋私，操守明显有亏，有何可敬之处？二是“辞职”固然显示出一个官员的担当，但也并非出于本愿，其辞职显然更多是由于外在的压力如舆论的压力，而不是内心的道德自省。
那么我们或可因此意识到，根据此一事件来比较韩国官员与中国官员的品德高下，也许会走入误区，而忽略掉更有价值的东西；与其说中国某些官员缺少“下台负责”的勇气与道德责任，不如说他们一般不会遭遇韩国外长柳明桓所遭遇到的那样汹涌的民意浪潮。我们或可试想柳明桓如果拒不辞职又会怎样，如果他拒不辞职，将难免被解职的命运——没有人可以庇护他，因为在公义面前、在民意面前，即使握有至高无上权力的总统，也必须退避三舍。
写本文之前，我本想了解一下网友的看法，但我很遗憾地看到，网易在该报道的末尾处提示：“该评论已关闭。”我无从知道网友们到底说了哪些出格的话语，以至于迫使网站不得不关闭“评论”平台，但却由此可见国内言论空间之一端。毋庸置疑，公民言论权利与官员权力腐败之间，乃呈此长彼消之关系，用《红楼梦》中的话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公民言论权利多一点，权力的张狂就会少一点；公民苟无言论的权利，动辄得咎甚至遭遇权力的疯狂报复，那么权力腐败就会肆无忌惮、变本加厉。
不可否认，中国公民的言论空间一直都在拓展中，我们的政府已越来越尊重公民的言论权利，给予公民越来越多的言论渠道与平台；我们也看到媒体评论、网络言论的勃兴，真切感受到某一公共事件发生后随之而来的民意波涛。然而有时又不免发出狄更斯式的感叹：“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一方面是公民言论的空间在拓展，另一方面则是“因言获罪”的极端事件屡屡发生，最新的一例是反映渭南移民过程中腐败问题的《大迁徙》一书，不仅被当地政府查抄，其作者更被冠以“非法经营罪”这个荒谬的罪名遭到拘捕。至于事件发生后，舆论哗然，批评、质疑之声四起，渭南当地政府何以不为所动？则又显示公民言论力量之弱——若要让权力在公民言论面前知所敬畏，还须与另一项公民权利相辅相成，那就是公民作为权力的赋予者，有权把权力收回。这后一点，才尤其让权力敬畏，正是明白这一点，韩外长才不得不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