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旭东
去年地震全国哀悼日期间，用公款组织旅游的山东省滨州市工商局长邵立勇，近日再度露面，其新身份是威海市工商局长。13日，山东省工商局宣传处一位负责人称，邵立勇是过了处理期限后调任威海的，“不违反规定”。（5月14日《新京报》）
邵立勇只是“问责官员”复出的一员，有那么多“问责官员”复出，多一个少一个显得并不重要。最近，“问责官员复出”成为一个关键词组：去年震惊全国的“6·28瓮安事件”发生大半年后仍有余波，被撤销瓮安县一切党政职务的原县委书记王勤悄悄地“复出”，调任该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财政局副局长一职。华南虎事件被问责官员朱巨龙不久前低调复出。因三鹿奶粉事件，原国家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原副司长鲍俊凯，被国务院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近日，消息人士称，鲍俊凯的新职务为国家质检总局科技司副司长……
请看“路线图”：官员失责——被问责——再复出。民众看到了问责制的“严厉”，同时，更发现问责官员很多在较短的时间内“复出”。对此，心存疑惑。于是，质疑声起：别让“免职”成为问题官员的“假期”；问题官员复出架空的何止是问责制；明晰权责才有真问责；理顺官员复出机制亟待吏治革新；问责不是儿戏，复出需要规范……其中，除了质疑之外，更有建设性意见，内涵民意民智和公民责任。
问责官员的一个个缺乏充足理由的复出，让民众“很伤心”，更令人伤心的是，有关方面对“官员复出”的民众质疑保持“沉默”，很低调，或不予理睬，或避重就轻，或官话搪塞。也就是说，呼声最高的“官员复出机制”没有实质性进展。民众是通情达理的，也知道不能把问责官员一棍子打死，那样的话，也有失公允，要给他们一个“知错就改”的机会，让他们在深刻吸取教训之后，能够“浪子回头”。恰恰，现在缺少一个问责官员复出的必备条件、充足理由、法定程序和监督机制。
有人说：质疑是公民的权利和责任，释疑是政府的义务和担当。在问责官员复出问题上，不仅是及时释疑，更要对民众质疑和建议进行反思，做到尊重民意，吸纳民智，为健全复出制度与机制奠定基础。说实在的，问责机制也是在民众的“千呼万唤”下产生，并在民智中吸取精髓，进而成“雏形”，仍然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提高。现如今，复出机制的缺失，同样面临着“千呼万唤”的舆论压力，压力就是动力，制定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已是迫在眉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