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什么烟、抽多少、完不成任务怎么处理……湖北公安县政府竟出台“红头文件”，对这些问题作“明文规定”。对此，公安县卷烟市场整顿工作领导小组成员陈念祖解释，公安县每年烟草税收流失很大，出台这个指导性意见，意在引导公务人员为地方经济做贡献。
抽什么烟、抽多少，完全是抽烟者个体的消费自由（哪怕是一个单位的公务接待）。可该县却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将“政绩和业绩”与抽烟相挂钩，抽什么烟的自由就被无情地剥夺了——即便是公务用烟，下发红头文件强行指定“抽什么烟”，还要进行处罚和“指导”，也当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对新闻稍加留意，发现与之类似的事情还有不少，譬如什么红头文件卖番茄，红头文件抓旅游等。更可悲的是，前不久，由于商品房滞销，山东潍坊寒亭区政府要求干部替开发商卖房，每月评比通报，完不成的要扣工资。高压之下干部吆喝卖房，仍有很多干部为完不成任务发愁。专家称“媚商”行为损害政府形象。（《新华网》3月30日）
不过，在我看来，这般强制性滥发的“指导性红头文件”行为，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权力“媚商”或者是权力“贪财”，也不同于常规意义上的权力乱作为，应是权力没有边界意识随意越位的外在体现形式。政府是公共管理者，行政权力有着自身属性和法律规范所明确的双重边界，权力越界，即构成违规违法，也涉嫌滥用权力。政府可以服务、引导、规范市场，但权力却不能代替市场和过分干预市场，这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规范抽烟”也好，“干部卖房”也罢，都统统越过了这条红线。越过红线的权力，不仅戕害民生权利，自伤权力形象，还很容易架空法律制度。
回想起来，在现实中有多少违规的红头文件在架空法律制度？答案可能让人沉重。有媒体报道，今年3月份，某省政府办公厅公开了对50个省直部门规范性文件的检查结果，结果显示，2006年10月1日至2008年6月30日间，该省50个省直部门共违规下发了221件规范性红头文件。要么是霸王条款，要么是维护部门利益，要么是权力越位，原本是指导民生和约束权力运行的红头文件，异化成为了很多公章掌管者们肆意推出的“利益遮羞布”，如此红头文件的乱象，值得梳理和警思。
红头文件架空法律制度，说到底还是权力缺乏监督和权力伦理的体现。要规范红头文件，需先规范权力。其实，这是一个并不新鲜的话题。
